吕鹏：中国社会领域的转型比东欧要激进得多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首届“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召开。在第三场以“大转型更广泛视角”为主题的对话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吕鹏副研究员作了以“中国的市场转型极其争议：与中东欧的比较视角”为主旨的报告。

吕鹏认为中国的社会学界对中国与苏联中东欧国家的比较兴趣始于中东欧国家即共产阶级政权解体崩溃之后，而在此研究中，学者们多关注其在转型阶段的社会结构变化，并从社会结构的视角中以“先有资本家再有资本主义”为特征区分共产主义转型和拉美、韩国等地区的市场转型。

而在社会阶层于转型期的流动观察中，社会不平等问题也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吕鹏还发现即使是转型研究处于高潮阶段，“没有任何一本著作是把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放在一个框架当中进行经验研究”。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及“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学界开始“证明中国道路合理性、正当性”，但吕鹏认为这些“都不是正当的理由。”

因此，吕鹏建议在中东欧国家的比较研究中，应多关注五个被忽视的领域。一是可以从公司数据层面分析来自底层的企业家和官僚究竟谁是中国市场转型的赢家。二是在“中国社会领域转型比东欧激进的多”的背景下，应多关注社会领域的不平等，其认为中国的不平等是“市场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同时累计下来的”。三是重新考量中国经济绩效究竟是市场转型的净效益还是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净效益。四是应当比较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起点，其认为“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观点并不准确。第五点则是21世纪政商关系的研究，其认为“俄罗斯有很多资本家寡头，但是没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匈牙利的资本家都被外国的中等阶级取代了”，至于目前“整个中国、俄罗斯、匈牙利都变成了国家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新兴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研究者应从资本构成角度解答这个问题。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吕鹏：谢谢聂老师！因为聂老师给我布置讲的是关于大转型的视角，刚才聂老师讲了去了台湾，发现台湾还有计划经济，觉得非常奇怪，其实对于政治学家还有社会学家没有什么奇怪的，可能是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现在的社会学界基本上不用计划经济这个词了，如果在社会学界论文上发文章，大家常用的一个固定的或者说大佬们用的词叫“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或者向资本主义的市场导向转型。为什么不用计划经济，用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这个词呢？其实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想法就是说，在社会学家或者政治学家看来，当然也包括一部分经济学家，比如克尔曼（音）用的是官僚协调的经济和市场协调的经济，他们实际上一直是想把整个共产主义的政权或者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权，当作不同于资本主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体来看待。

换句话说，台湾可能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看来，哪怕你有再多的计划经济，哪怕你有再多的大国维权，都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或者资本主义多样性当中比较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苏联也好，中东欧国家也好，中国、越南、古巴、朝鲜，无论如何都是资本主义的，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认为这样一个体制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或者把它叫做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体制。什么叫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呢？就是说经典作家马克思，社会主义空想者傅立叶这些人，他们都理想钟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想苏联、中国、越南、朝鲜、古巴，是实际存在当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理想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看来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跟过去的另外一个不同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台湾可能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当中接近国家资本主义的类型，但是绝对不是共产主义体制的一个类型。

我要讲的其实是说，真正的对于学术界，中国的社会学界对于中东欧国家就是共产阶级政权解体崩溃之后开始中国与苏联中东欧国家的比较开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社会主义学家一直要讲的是说，苏联的解体也好、中国迈向市场化也好，这些的解体究竟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当中的拉美国家的走向市场化，或者说跟其他的比如亚洲四小龙，向自由经济转变到底有什么不同，要把这个区分开。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经济学家克尔曼写了很厚的书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讲了很多，我不讲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讲社会学家是怎么分析的，社会学家用了分析重要变化的就是社会结构或者社会阶层，我们把苏联解体带来的这一波的变迁，人类的第二次大转型，他们认为人类的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封建主义或者我们说欧洲的那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是人类第一次大转型，主导人类社会市场主要的因素由再分配主导方式向市场主导的方式转变，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阶段，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我们才出现第二次大范围的，我们说再分配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波大的浪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会看到一个重返到资本主义重新兴起时候的状况，就是资本主义原初状态的时候是怎么样兴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苏联、中国、越南也好他的战略兴起，非常接近于资本主义原始生存的状态，而且更重要的一点，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些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就是他是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社会当中生产资本注意，而在之前所有的，包括台湾、拉美是在有资本家的情况下生成资本主义的。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些国家的转型过程当中都是先有资本家再有资本主义，可能资本家没有多少，不管怎么样在社会上都没有消灭资本家这么一个阶级，所以先有资本家再有资本主义。而在共产主义这样的转型过程当中，由于阶级斗争存在，是完完全全的消灭了资本家，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了。所以在共产主义转型过程中，是先有了资本主义制度才有了资本家，这样就把共产主义这样的转型和台湾的、拉美的、韩国的那些国家及地区的市场转型区别开。

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学家尤其关注在这样的转型过程当中社会结构的变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关于中东欧的社会转型研究绝大部分的学者在社会学界都是做阶层分析的、阶级分析的，因为大家把阶级分析当作一个重点。我就不普及太多的内容了，有早期的研究，我们说1989年市场转型理论开始，可能大家都知道，就强调主要是分析在整个市场转型过程当中哪些人成为市场转型的赢家，哪些人成为输家，哪些人、哪些阶层成了市场转型的获益者，哪些阶层成为了市场转型的受损者，由这样的出发变成了很多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这方面很多很多。

我想讲的有意思的是说，这样的研究在90年代中期成为一个社会研究的高潮，最高潮是95年当时美国社会学杂志专门出了专题讨论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随后就走向了一个低潮。有很多原因，当然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东欧国家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加入欧盟了，俄罗斯成了一个民主国家，中国跟俄罗斯、东欧没有什么可比的，所以大家这方面的研究就放弃了。即使是这一点我们也发现一个非常惊讶的事实，就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到，即便转型研究处于高潮的时候，都没有任何一本著作是把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放在一个框架当中进行的，我说的是经验研究，基本上没有，大家基本上是各说各的话，有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成一个著作。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突然发现，中国人对东欧国家的战略兴趣重新又兴起了，什么原因呢？有两个原因很重要。第一个，是在2008年之后，因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大家发现，只有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好，我们说加入东欧的捷克、波兰、匈牙利都不行了，大家会发现这个时候中国的学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开始证明中国道路合理性、正当性，大家开始来做比较研究，把东欧当作失败的例子。最近的原因，因为“一带一路”，大家开始对东欧国家重新产生兴趣，在我看来都不是正当的理由。

关于整个中东欧国家的比较研究有很多仍然没有完成的问题值得我们去进行关注，我想进几个。比方第一个，我们绝大部分的社会学界关于市场转型不平等的研究，现在这个研究基本上非常成熟的，大家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无聊的一个研究，这个争论很多，但是大家都没有发生，到底在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当中我们来自底层的企业家或者创业者是赢家还是说官僚是赢家，大家没有一致的解释，我们吵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也许可以从公司层面的数据来进行分析，所以有人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把市场转型的争论带到公司层面。我们可以从公司层面的角度去继续探讨市场转型对于社会不平等、对于资源分配的影响。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社会学界基本没有人研究的，不平等现象就是社会领域的不平等。很多人认为对于中国转型的研究，认为中国的转型是一个渐进式的，东欧和中欧的俄罗斯的转型是激进式的，斯蒂格里茨都有这样的观点，仅仅涉及到经济领域。如果把社会领域同样放进来，会发现中国社会领域的转型比东欧要激进得多，比方说医疗领域，当我们中国已经推行民营医院，90年代开始实行医疗体制货币化改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整个前苏联地区，基本上他们社会主义的医疗体制没有受到任何的促进，这也是为什么能够解释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在90年代尤其高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的不平等是社会的不平等和经济的不平等，就是市场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同时累计下来的，而在东欧国家，俄罗斯，他的医疗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他依然保持了非常完整的社会主义的一俩体制。当然到了2005年之后，公立医院开始推进的时候，这个时候中东欧才开始进行货币化的改革，所以这两个道路恰恰我们是分开了。所以在社会领域对于不平等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第三个，宏观的比较。我们耿老师其实做的这个研究可以分支一个，对于国家宏观经济绩效的比较，中国、俄罗斯、匈牙利、波兰，但是这样的比较我们要区分出三个最基本的宏观动力的区别，就是我们说到的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机制，全球化的机制，转型的机制，真正的难点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量化研究当中如何能够计算出转型带来的对于经济绩效的净效益。就是我们的经济绩效所取得的效果，在多大程度是市场转型本身带来的，还是说中国因为本身就是一个落后的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本身所带来的，还是说由全球化带来的，我没有展开，我们杨老师写过一篇非常有文采的文章，区分了市场转型的净效益和现代化带来的净效益，两者之间的影响，很多学者并没有区分出这样的东西。

第四个，对于转型之前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起点，这是一个历史社会学的一句话。我们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苏联的经济转型是处于同样的，我们都是从计划经济，或者我们都是从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实不是，有老师写过非常有文采的文章，说苏联从来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再分配经济，中国从来没有成功的建立起再分配经济，刘少奇建立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被打断了，邓小平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实想恢复原来跟刘少奇做的理性再分配经济，想恢复这样的经济，中国从来没有，只不过打乱了重新恢复理性的再分配经济的计划，所以你们会看到改革之前我们的起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也包括到对80年代、90年代改革的研究，这个研究现在非常关键，很多人就要死了，再不研究口述政策制定过程，如果再不能访谈到朱镕基、江泽民，长者很多回忆录最近已经出来了，如果谁有机会接触长者赶紧告诉我做一个访谈。

最后一点，21世纪政商关系的研究。讲非常重要的一点，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绝大部分人认为我们朝着不同的方向在前进，中国、俄罗斯、匈牙利我们走向了三个不同的方向，我的导师叫做共享主义的三个不同的世界，好像是一个威权的时期、市场经济发展，匈牙利、波兰这些国家都是融入欧盟成为市场经济，俄罗斯叫普京式的有关系的民族也到市场。我们走了三个不同的道路，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重新去看，你会发现这三种不同的道路趋同或者更准确说相互之间差距在缩小。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寡头社会，但是俄罗斯寡头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不能像90年代的寡头理解俄罗斯之今天的寡头。中国企业家的构成也发生的变化，匈牙利、波兰、捷克都在转变，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民主国家，我们以前说匈牙利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因为匈牙利的资本家都被外国的中等阶级取代了，俄罗斯是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社会，因为俄罗斯有很多资本家寡头，但是没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现在都变了，现在整个中国、俄罗斯、匈牙利都变成了国家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新兴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我们明天会从资本构成来解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