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曙：前一阶段赖以成功的制度安排可能成为后一阶段的制约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首届“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召开。在第三场以“大转型更广泛视角”为主题的对话中，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耿曙副教授作了以“发展型经济体的转型”为主旨的报告。

耿曙首先提出发展经济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要让国家介入，如果是的话何时，是否退出。”其认为“国家的强弱其实不取决于一个理性的规划”，且在发展型国家中，政府扶持产业的思路可能正走向衰落。

耿曙通过列举自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兴起时日本、前苏联、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情况，证明所谓全球化趋势阻碍了政府介入产业政策的观点无法成立。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前期追赶模仿阶段，产业政策较明确时，“国家介入可能是唯一可以依赖的路”。而“等到走到领先阶段了，国家介入产业政策可能就不再有效，甚至可能危害下一步的发展。”

耿曙最后总结道，若将中等收入陷阱置于制度视角可以发现目前可能更需要动态的产业政策。因为“前一个阶段赖以成功发展的制度安排，很可能成为后一阶段继续发展的制约。”

以下为演讲实录：

耿曙：还是要谢谢聂老师，跟台湾大学的童老师一起来筹划出这样一个很难得的研讨会。这个很有趣的事聂老师的智慧，把吕鹏老师和我放在一起，其实我一直觉得，要看大陆的未来其实一个角度是从东亚的视角来看，最值得参考的就是台湾的经验，另外一个视角是从社会主义体制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吕老师等一下要介绍的中东欧跟大陆的比较，应该从这两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大陆的未来。我讲的这个主要是东亚的，也就是说一直是发展研究或者发展经济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要让国家介入，如果是的话何时，是否退出。

现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大概就是国家能不能介入，从什么角度来讲呢？国家如果很强有力就介入，如果不再有力了，像典型的台湾经验，那就退出，第一个是过于宿命，因为国家的强弱其实不取决于一个理性的规划。第二个，像中国大陆的经验，始终是一个强国家，这样会不会就出现我们其他之前几位老师谈到的没有退出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谈到另外一个视角呢？在研究过程当中出现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大家讨论的很多发展型国家，政府介入经济社会的来扶持产业，这样一个思路，是不是走向衰落。第二个，我们进一步研究发觉说，很多人在谈产业政策，很多人在谈创新政策，当然这两个研究其实是两批人做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都是产业发展。这个部分大概会引导向一个思路就是说，目前有关政府介入与否，发展中国家这个思路，都在谈的一个问题是说国家能力强弱，刚刚说的能力强就介入，可以做一切事情，等到做不下去了就不做了，我们觉得自己有问题的等一下再看什么问题，我们把这个视角重心转移到产业政策上来，政策成效来说，所以提出来这个观点，国家介入成功与否跟现在所说的一个是全球化、全球转型无关，第二个，跟国内自由化形成利益团体，刚刚朱老师其实谈的蛮多的，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发展阶段。

现在谈发展型国家占两个角度，一个是全球化，之前是前全球化时代，国家可以干预、介入，现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干不了了，第二个是之前利益团体很微弱，现在壮大了，这两个让国家干不了了，所以发展型国家衰落了。我们拿四个案例来看一看，第一个，日本，从全球制约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这一拨的全球化大概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日本的产业，有一本书叫《日本第一》，所以全球化的自由贸易单一市场化应该是对日本的产业有利，所以他来解释日本产业的衰落不合理。

整个80年代日本的政企关系利益团体并没有巨大的变化，之后产生了变化，但是从他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所谓逝去的20年，用后面的东西解释前面的显然不通的，这是日本。苏联80年代全球化，苏联的衰退大概70年代就已经开始显露出征兆了，时间不吻合，而且全球化的潮流对苏联其实没有很明显的影响，对后来俄罗斯在出口原材料的时候有影响，但是这个跟我们无关。制约利益团体在苏联大概属于部门主义，他在博格茨聂夫（音）时代已经很严重了，还再继续发展，但是有隐忧，苏联的情况也跟这两个没有关系。韩国的情况也不对，第一个就是韩国的产业在全球化的时代快速发展，跟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的助力应该有关，实际到2010年之后产业才出现危机。内部利益团体的解释在韩国也不合适，因为90年代整个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政企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最近这些变化出现的比方说三星的衰落，也跟政企关系没有关系，台湾这个，我们这边有好多专家，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在1985年就开始所谓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这样一个预做准备的潮流，开启了刚刚几位老师说的，尤其是第一位童老师所介绍的这一连串的过程。

另外企业也开始进行全球布局，最主要的布局大陆，就是到东莞、长三角，后来也是。所以这个时间上也不符合说全球化开始了台湾的产业就开始衰退，国家开始失效然后产业衰退。政商关系，第一波的郑商关系重组在李登辉的时代，产业仍然是最发展的。第二波虽然国家能力的确在衰落，在陈水扁时代，但是国家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去支持产业的路。总的来说，这两个解释关于我们四个案例都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从Gerschnekron这个角度，很可能关键在发展阶段，因为政府要介入必须要通过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作用是不同的。

在前期追赶模仿阶段，产业政策是比较明确的，是知道要扶植什么产业，等到了一个中后期领导创新阶段，不知道要扶植什么产业，我们去昆山做调研，昆山说当初我们都知道一条龙抓龙头、龙身、龙尾就过来了，到今天我们不知道未来要发展什么产业，这就是最大问题。知道要发展什么产业有一个很明确的清晰的标准去考核它，所以产业政策能够落实。但是等到方向不确定了以后，标准也不清晰。在比较明确的发展路径之下，国家采取资源集中投入的方式去扶持产业，创造优势。但是在产业发展方向不明确，到底哪一个路子是对的时候，国家这样子一个大笔资金丢进去以后，反而造成巨大的风险，很可能整个都打水漂了。所以在追赶敏感阶段，方向明确，国家介入产业政策基本有效。后期发展不明确，就要像刚刚朱老师说的，邓小平说大胆地创、大胆地试，放大家去尝试，哪些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存活下来那就可能走的路。

通过四个案例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始终坚持产业政策，像日本、苏联初期好、后期不行了，英国在应该坚持国家介入的时候不坚持，落后了以后需要国家介入来帮他扶持产业上取得时候，80年代开始自由贸易政策，是有问题的。美国在初期，尤其通过贸易保护来落实它的产业扶持政策，到后期开始领先以后就开始走向自由主义，所以它是比较符合我们所说的理想目标，我们做了一些定量的检测，我也不介绍了。

总的总结是，处于落后的阶段，国家介入可能是唯一可以依赖的路子，等到走到领先阶段了，国家介入产业政策可能就不再有效，甚至可能危害下一步的发展。所以目前，如果我们从发展阶段来看就可以看到，产业政策为什么跟创新政策不一样？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属于落后国家，创新政策大部分是属于先进国家的所以这个意义上他们对国家的角色，就是产业政策国家集中控制，创新政策就强调多元、开放、探索，这个就可以理解。

所以小结一下，不同的阶段不一样，在大陆状况就像很多学者所说的，面临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从制度的视角来看可以这样看，前一个阶段赖以成功发展的制度安排，很可能成为后一阶段继续发展的制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许一个动态的产业政策，在前期阶段国家逐步介入，在后期逐步放开，我们不说先进、后进国家，而是说先进、后进部门，在一些比方中国的先进部门，当年曾经国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扶持他、拉拔他，现在需要放开让他自己去闯，有点像华为的路子。对于后进部门，他没有具有这个竞争优势可以存活下来，还是需要，甚至坚决的通过国家的干预来去进行扶持，这也许可以是我们这个阶段论点给中国发展的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