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樊树志 

湖州南浔镇辑里湖丝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一件手工缫制于清末的“缉里丝”藏品。新华社

　　■演讲人：樊树志
　　■演讲时间：二○一六年一月
　　■演讲地点：中华书局

　　演讲者简介：樊树志 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代表著作《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万历传》(1994)、《崇祯传》(1997)、《国史概要》(1998)、《晚明史(1573-1644年)》(200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国史十六讲》(2006)、《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2007)、《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明史讲稿》(2012)、《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国史十六讲》已畅销三十余万册。

　　☆主持人语☆

　　“伯鸿讲堂·光明讲坛”第一期公益讲座，是中华书局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之所以命名为“伯鸿讲堂”，主要目的是为了纪念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先生，承续先生文化报国之理念。陆费逵先生，字伯鸿，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中华书局。他是民国期间著名的出版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希望通过像伯鸿讲堂、光明讲坛这样的平台，通过与更多的读者交流，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更长的时间段内，来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我的新作《晚明大变局》，从六个方面来揭示晚明社会发生的剧变，有内部的动因，也有外部的动因，所以说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16世纪到19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东方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大变局，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地理大发现时代，或称大航海时代。含义有二：一是欧洲人沿着非洲的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到印度洋，开辟了一条通向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通过发现这条新航线，欧洲人来到印度和中国，从此开始了中国和世界的对话;第二大发现，欧洲人越过大西洋发现了新大陆——美洲，成为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可以称为历史的里程碑，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把它作为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线，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此欧洲人的海上贸易不再局限于地中海，而是面向全球。这个是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或者说全球化发端于这个时期，这是很多学者的共识。

　　德国学者弗兰克，写了《白银资本》，副标题叫作“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他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而且在前面加了“重视”，在后面加了“东方”。他讨论的时代是16世纪到19世纪。毫无疑问，他认为16世纪已经是经济全球化开始的时期。他明确提出，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这是我分析的。正如弗兰克所说，“19世纪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他还说，16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秩序当时名副其实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中国贸易’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不是经济的中心。他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东方就是指中国，还包括印度。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

　　16世纪以后，我国江南地区已经出现早期工业化和市场经济。

　　2000年，李伯重教授推出新作《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他提到从明朝的嘉靖年间开始，到万历年间，一直到清朝的前期，大概在这个时间段出现早期工业化。他运用欧洲学者研究欧洲的早期工业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江南及早期工业化。

　　一般情况下，提到我国的早期工业化都会想到近代的洋务运动当中的早期工业化，而不会想到在这之前有早期工业化。这个早期工业化不是机器工业化，而是手工业，所以叫作“乡村工业化”。手工业和机器工业都是工业，不能说手工业不是工业，它还是工业，只是动力的方式不同。李伯重的结论是，1550年以来的三个世纪当中，江南工业的发展逐渐超过了农业。这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的论据，就是工业超过农业，农民家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手工业，而不是纯农业。有一位美国学者伊懋可，他研究江南的经济，他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农村可能是“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的。李伯重的书也引用到伊懋可的观点。可见，晚明江南出现早期工业化，至少是一部分学者的共识。但是要说明，它不是机器工业，而是手工业，所以是“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

　　我着重分析了两个产业，一个是丝织业，一个是棉纺织业，用以说明江南的早期工业化。这是很重要的经济方面的表现。

　　美国学者彭慕兰非常赞同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看法(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派的学者)：“18世纪以前的中国，非常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相对而言，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何其独到的见解!我想补充的是，这种市场经济在晚明的江南已经出现了。

　　晚明的江南已经出现了早期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太湖流域是蚕桑丝织地区，号称“湖丝遍天下”。太湖流域出产的优质蚕丝遍天下，不但行销全国，而且行销全球。这个地方丝绸业市镇周边的乡村，种桑养蚕，而且缫丝。这里农民的经济主要来源于养蚕、缫丝和丝织业，大大超过了纯农业收入，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式完全和市场配合起来，围绕着市场来进行。有人记载，现在湖州地区的南浔镇，当时是著名的湖丝集散中心。那里一天的贸易量数万金，是在明代后期出现的。南浔镇南面的一个村庄叫作“七里村”(它离南浔只有七里路)，生产的优质蚕丝出口到海外，取的名字叫作“辑里丝”，是出口蚕丝的著名商标品牌。

　　松江府是中国棉纺织业的发源地。当地著名的黄道婆引进海南的棉纺织技术，发展了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当年也是在农民的家庭中进行的。以至于松江的棉布行销全国，乃至出口海外。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这种棉布的主要产地是松江府的各县和苏州府的嘉定县、太仓州等等，是优质棉花的产地，也是优质棉布的产地。有学者统计，当时松江地区每年的棉布产量有三四千万匹，绝大部分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就是早期工业化的产物。因此，种植棉花和纺纱、织布就成了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超过了纯农业收入，这也是早期工业化的表现。

　　规模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明末清初上海县人叶梦珠在文献提到，各地客商到这个地方来采购棉布，带来的资金，白银动辄数十万两。可见不是一般小规模的经营，而是大规模经营，完全是市场经济的表现。

　　作为市场经济表现的另外一个特征，有了商标品牌的意识。松江棉布是优质的，不法奸商冒用松江优质棉布的品牌和商标，结果造成了法律诉讼案件。松江知府衙门专门刻了石碑来禁止假冒商标品牌。但是，屡禁不止。

　　著名经济史专家全汉昇对这两个方面都有研究，他的权威的结论足以印证我的观点。他首先谈丝织业：“中国的丝绸工业因为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由此可见，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对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明的历史。”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国丝绸工业的发展遥遥领先，产品行销世界各地。

　　从澳门出去，到印度的果阿，过好望角，运往欧洲的本土，是一条丝绸之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出去到菲律宾的马尼拉，乘坐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把产品销往美洲大陆，这是第二条海上丝绸之路。

　　全汉昇先生所说的中国的丝绸工业当然是早期工业化。他讲到棉纺织业，也有类似情况。他说：“自元代黄道婆把(棉纺织)生产技术传播到松江以后，已经逐渐发展，到了清中叶前后，更在江苏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江苏棉纺织业的生产虽然仍处在手工业阶段，但因为人力丰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纺纱织布，故生产棉布甚多，除了当地消费以外，还大量运销于国内外各地……”他的结论是“江苏省之所以特别富庶，虽然有种种不同原因，但那里的棉纺织业，既然能够在国内外拥有广大的市场，给予大多数人民以就业的机会，当然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海禁—朝贡”体制的瓦解

　　在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的共同冲击下，晚明大变局从很多方面可以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故步自封、墨守封闭的“海禁—朝贡”体制显然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

　　什么叫作“海禁—朝贡”体制?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立下的祖宗规矩，不允许人民私自下海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叫作“海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被纳入到“朝贡”的框架里面，简单来说，“朝贡”就是把国内皇帝和臣民的关系放大到周边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中。周边国家的国王要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要不定期朝贡，向中国皇帝进献土特产。中国皇帝居高临下地给他赏赐。朝贡的物品很有限，而赏赐是大量的。这不是等价交换，主要是政治关系，不是经济关系。

　　随着朝贡的使节来到中国，他可以随船带来一些商人，在他登陆的口岸宁波、泉州、广州上岸以后，可以在下塌的宾馆附近和当地的商人进行小额的贸易往来。然后到北京，在北京的宾馆下榻以后，首先对皇帝敬献朝贡、朝拜，领到赏赐品。然后再在北京的宾馆附近和商人进行贸易。贸易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限制。

　　在全球化贸易的背景下，海禁政策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最早来到中国的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荷兰商人，以及一向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的日本商人，他们和中国沿海的商人联合起来进行走私贸易，或者叫作私贩贸易。当时没有海关，不允许民间贸易存在，只能冲破海禁政策的限制，进行走私贸易。

　　东南沿海出现很多走私贸易的基地，舟山群岛上有，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附近的岛屿上面也有。这样就出现了官方的海禁和民间反海禁的斗争，民间要冲破海禁政策的束缚。双方较量的结果，朝廷作出让步，在隆庆元年(1567年)宣布开放海禁，把朱元璋立下的祖宗规矩“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的规矩破掉了，可以允许中国的商人出海到东洋和西洋，与外国进行贸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转折。因此，私贩贸易转化成为公贩贸易，走私贸易转化成为合法贸易。

　　在政府允许开放的港口设立海关，征收进口税和出口税，人们出海贸易就是合法的。这又是一个重大转折。它的意义不言而喻。从此进入了一个对外贸易的新时代。

　　“丝银对流”

　　正如弗兰克所说，“中国和所有国家进行贸易都处在顺差当中”，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商品。第一位的就是太湖流域的优质的湖丝，第二位的是丝织品——绸缎，排在第三位的就是棉布，接下来是瓷器，以后还有茶叶，各种各样的日用品。每个国家的状况不同，需要的中国商品的种类也不完全一样。大体上讲起来，第一位、第二位都跟丝织业有关。因而这种贸易又称为“丝银对流”——中国的丝货流出去，外国的白银流进来。因为中国始终处在顺差当中。因此，通过贸易的渠道，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入中国。

　　白银是一种货币，或者说是一种资本。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中国人做生意，他们都处在逆差当中，他们是入超，中国是顺差，出超。随着贸易商船的到来，数量庞大的白银货币流入中国。

　　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困难的，民间贸易不会留下太多统计数字，只能从不同侧面推论。因此有不同的数据。我举几个例子供大家参考：

　　经济史专家梁方仲先生在1939年发表论文，他推论，由万历元年到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七十二年间，因为贸易的关系，流入中国的白银货币是一万万(一亿)银圆。西班牙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发现了银矿，铸成了银币，叫比索。现在美洲还有这个货币单位。我们过去民间流通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鹰洋”，就是西班牙银圆。梁先生的结论是“此时中国为银的入超国家，已毫无疑问”。

　　经济史专家全汉昇，研究太平洋丝绸之路，以及中国与西属美洲的贸易。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出发，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港，乘坐马尼拉大帆船远渡太平洋，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把中国的货品运过去，从这个港口运回一船墨西哥的银圆回到马尼拉，再到中国东南沿海采购中国的商品，再运过去。他推定，1571年到1821年的两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入中国的白银货币大概是两亿西班牙货币，或者更多。他的研究结果被法国的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认可。

　　另外一位学者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中，把白银当作一种资本来看待。他对各个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得到这样的数据：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美洲生产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约为7000吨到10000吨。他的结论是：“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现在要理解这段话有一些困难。因为现在的白银已经没有货币属性，只是一种贵金属，货币的银本位时代早就终结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相当于多大的购买力，很难复原，而用现在的价格来计算，又难以反映当时的状况。现在白银的国际市场价格，每吨白银是300万元人民币。一万吨白银相当于3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看起来还不尽如人意。请大家注意，现在的白银没有货币属性，它仅仅是贵金属，跟当时不能相提并论。打一个比方，80年代的万元户，有一万元人民币就是富翁，现在一万元算什么呢?月薪一万元也没有什么稀奇的，这个很难比较。弗兰克告诉我们的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中国由于对外贸易而流入的白银资本占全世界白银资本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个不得了。所以他会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如果不是以中国为中心，怎么会流进来世界白银货币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无论如何，是前所未有的辉煌。以前没有，后来虽然有所延续，但没有超过当时这样辉煌的成就。这从另外一个层面印证了晚明大变局的深度和广度。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对晚明在全球化贸易当中中国所处的地位刮目相看呢?这是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

　　中国文化融入世界

　　中国在经济上融入世界，同时在文化上也融入世界。就是讲坛题目所讲的中国在和世界对话。前面的对话方式是贸易。后面对话的方式是文化。

　　随着欧洲商人进入中国的步伐而来的是传教士(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他们的途径就是葡萄牙所占领的澳门。澳门不仅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埠，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所有的外国传教士都是先进入澳门，在澳门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以后再进入到中国内地。当时的传教士就是耶稣会士，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当然首推利玛窦。他在传教的同时向中国人传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所以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这就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过程。

　　大家不要以为西学东渐是鸦片战争以后才有的，晚明就有，从万历时代开始。梁启超曾经有过一个判断，他说“中国的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就是中国的学问和外国的学问接触，有两大事件：第一次是从晋朝到唐朝之间的佛学进入，即随着佛教进入带来的佛学;第二次就是明末的西学，它叫作历算学。佛教和佛学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里。西学的进入可以和它相媲美，甚至于超过了前者。

　　当时的知识人从传教士身上看到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从传教士带来的几千种图书当中看到了欧洲先进的地理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以及农田水利、机械制造等等方面的新知识，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在传教士的影响下，人们开始真正地了解世界，涌现了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书中专门有一章写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瞿汝夔、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等等。前面四位都皈依了天主教，而且有教名，接受了洗礼。他们和传教士合作，翻译或编译他们带来的欧洲的科学文化著作，向中国人普及欧洲的科学理念、科学文化。

　　有一个神父，中文名字叫裴化行，写了一本书叫作《利玛窦神父传》。他说，“16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伦理革命，其先锋不是出国考察者，因为当时谁也不能走出帝国之外去异邦寻求这些新科学。他们只是译者或编者，是他们让读者得以接触外来的著作”。跟传教士一起把西方的书翻译过来，或者改编一下，编译成中文书。他说得不错。在当时的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只能通过传教士，或者跟传教士合作，涌现了一大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而且编译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他们比鸦片战争时期放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早了两个世纪。

　　徐光启与利玛窦神父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这本书介绍了欧洲平面几何知识。现在的数学教科书讲到平面几何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点、线、面、直角、钝角等等都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所以这本书对中国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几何学，还提供了欧洲先进的科学理念、思维方法。

　　徐光启还跟传教士一起修订历法。因为当时我国的历法落后了，预测日食和月食往往不准，需要修订历法。徐光启聘用传教士来参与这个工作，编成了一套《崇祯历书》，在徐光启去世以后才出版。它介绍了当时欧洲比较先进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开启了中国认识宇宙的新阶段，具有划时代意义。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认为：“《崇祯历书》使我们有一个机会跟国际接轨，却很快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天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这个反差很大。晚明时期，中国的天文学因为吸收了欧洲的天文学，跟欧洲的天文学已经靠近了，但后来又故步自封了。西方天文学再次进来的时候，大家就不认识了，因为又隔了一个时代。这也是值得深思的。由此可以看到晚明大变局的意义所在。

　　另外一位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叫作李之藻，他把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刊刻成中文版，叫作“坤舆万国全图”，加了很多文字说明。震动了当时的知识界，令中国人眼睛一亮，对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冲击非常巨大。因为中国一向流传的是“天圆地方”的概念，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他画的地球是圆球的剖面图，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原来中国自称中央之国、天朝大国。但是，在世界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块，而且是在地图的最右面、最东面。这已经打开了知识人的眼界。

　　有些保守人士不满意，我们中国是“中央之国”，怎么到了边上去了?利玛窦迁就了这种思想，他把地图当中的子午线从中间向左移动170度，把中国移到中央。我们看到的《坤舆万国全图》是利玛窦修改过的，迁就中国人的观念，把中国从边缘移到中央。现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和其他国家的世界地图不一样。其他国家的世界地图，中国都是在远东(最东面)，现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国都在中央，其源盖出于此。

　　先进的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结果，使一般的知识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刚刚讲的地图的问题，怎么看世界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传教士介绍的先进科学文化，从另一个侧面促使中国人世界观发生变化。

　　举一个例子。崇祯五年(1632年)，宁波有一个天主教徒叫作朱宗元，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很普通的天主教徒，他接受了西学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发生变化。他拿中国和欧洲比较，他说，欧洲的天文学、物理学、历法学方面，“莫不穷源探委”，“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望远镜、起重机、乐器，献给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也很喜欢。现在很少看见自鸣钟，钟摆摇摆，到时间就发出响声。万历皇帝如获至宝，把它移到自己的房间，让太监向利玛窦学习它的护理知识。利玛窦还给万历皇帝耶稣像，有十字架，万历皇帝说，“这才是真正的神仙”。

　　朱宗元看到自鸣钟、望远镜、起重机和乐器的制作“莫不精工绝伦”，说“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然后又说到欧洲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贸易遍及万国。世界贸易首当其冲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他们的贸易当然遍及全世界。他的结论说“我中土之富庶不如也”，就是我们没有他们富庶。乾隆时代，英国国王派使节来要求开放口岸，进行贸易。乾隆皇帝拒绝了。他写信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皇帝的世界观远远不及一百多年前的宁波天主教徒朱宗元。由此可见，晚明的西学东渐，先进的中国人放眼看世界，令人刮目相看。

　　很多学者认为，这归功于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他们要突破经学的桎梏，摆脱名教的牢笼，兴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知识人有了自觉和自由的思想，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有了这样的土壤和氛围，西学东渐才能成功，才会涌现出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李忠良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