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斯坦福校长:教育平等是中美两国都亟待解决的难题
从2000年至今,斯坦福大学第10任校长约翰·亨尼斯(John L. Hennessy)掌舵斯坦福近16年。在这段时间里,斯坦福大学捐赠金额翻倍、以100分的评分位列2015年QS “毕业生就业力”大学排名榜第一名、两位教授所创Coursera在线免费课程引发全球MOOC(慕课,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风潮……
这位校长自身也有很好的学术成绩。他是IEEE和ACM会士,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院士及美国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1981年,他创造了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一词,被称为“RISC之父”。约翰·冯·诺依曼奖的历史名单里,亦有他的名字。
他的影响力还不限于学界。2011年奥巴马访问硅谷时,在场的人有马克·扎克伯格、史蒂夫·乔布斯……约翰是他们之中唯一的大学校长。
3月12日,约翰在上海接受澎湃新闻专访。这位将于今年夏天卸任的校长表示中国大学已不断缩短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未来要注重人文社科学术领域的改进。
斯坦福大学第10任校长约翰·亨尼斯
教育公平的实现还极其缓慢
据《洛杉矶时报》2015年报道,在约翰宣布卸任校长的后一天,被问及自己在斯坦福“最自豪的时刻”,他没有提及斯坦福翻倍的筹款增额,也没有提及早已成为互联网界名人的师生们,而是回忆起八年前的一个决定——“让斯坦福大学成为穷人和中产阶级学生上得起的大学”。从那时候开始,对家庭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学生,斯坦福大学免其学费;而对于家庭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学生,斯坦福大学还免其食宿费。
澎湃新闻:被问及在斯坦福“最自豪的时刻”,你的答案为什么是“让斯坦福大学成为穷人和中产阶级学生上得起的大学”这个决定?
约翰·亨尼斯:从创始人开始,斯坦福就希望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都有机会进行个人发展。我们看到教育成本在不断攀升,低收入家庭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教育机会也不是那么平等。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一些财务机制,给予这些学生助学金或奖学金。其实,现在一半以上的斯坦福本科生可以获得这样的财务支持,基本每年四万美元,这样的话四年本科就是十六万美元。而斯坦福大学本身承担其中三分之二的成本。
澎湃新闻:说到教育机会不是那么平等。去年1月《经济学人》做过一期“美国新贵”的专题,说孩子上一流高校的机会和其家庭背景存在强关系。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约翰·亨尼斯:确实如此。对我们来说,我们一方面要解决他们可能无法承担学费的问题。但另外的问题就是刚刚所说的,可能来自这些孩子们的家庭背景——可能是家长资金不够,可能家长本身受教育程度也不太好。很多学生可能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准备、没有能力和其他学生进行竞争,可能因此无法上斯坦福大学、复旦大学或上海交大,这应该是中美两个国家都遇到的一个社会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让他们做好充分准备,能够进入教育的学堂。目前整个进展是有了,但是极其缓慢。这也是我们两国社会都亟待解决的。
澎湃新闻:斯坦福大学此番又成立了一个奖学金计划,且资助总额属全球最大。你退任校长后也将担任这项计划的首届项目主管。那么这个计划在你看来最特别和难得的地方是?
约翰·亨尼斯:关于这个奖学金,主要有以下几个独特之处。一方面就是你刚才所提的,它的规模是最大的。第二,相对其他那些也比较大规模的奖学金来说,这个奖学金是针对全球范围的,对全球学生予以开放。第三它对所有的学科也是开放的。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它能够提供足够资金来确保学生获得财务方面的支持,能够确保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债务。
澎湃新闻:在外媒对你的报道中,你和许多大学管理者不同的是在校外也有很大影响力,比如与硅谷许多高管关系密切。你认为大学和企业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约翰·亨尼斯:我想大学和企业之间应该有两方面关联。一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企业资助大学进行新的探索和发现,这些成果就可以造福社会。而大学成果的回馈很大程度上也需要行业参与予以实现。二是大学和企业可以共同实现一些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目标。以美国为例,大学和企业可以确保政府有研究方面的支出,满足国家研究型发展。又比如移民改革方面,大学和企业可以共同敦促美国政府吸引有才华的外来移民。
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上课。视觉中国 资料
大学生选择专业太早了
在2010年于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约翰一句“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要20年”让很多人印象深刻。据当时媒体报道,约翰直言在过去的20至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现在则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他说世界上只有少数一些大学能够成为顶级大学,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约快则20年,慢则50年。
澎湃新闻:时至今日,你觉得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里?
约翰·亨尼斯:我现在也看到中国大学不断改善,进展很快,比世界上其他大学的进展更加迅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缩短和世界一流大学差距方面,中国大学已经是突飞猛进了。当然这(指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还要花一段时间,一所大学一般至少也要几十年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但我看到现在很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才俊回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进行教学,他们其实也可以在美国一流大学任教。所以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大学的崛起指日可待。
澎湃新闻:那么中国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具体需要改进哪些地方?
约翰·亨尼斯:我想一些理工领域的改进相对容易点。相对来说人文领域总体上更难提高。当然我不是具体指中国的历史或文化。还有一个非常难的需要提高的领域是社会科学,而且其中可能更难的是政治学领域。
澎湃新闻:此前斯坦福大学在北大设立“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Stanford Center at Peking University)。在交流过程中,你觉得中国高校有没有哪些教学模式、特色是值得美国学习的?
约翰·亨尼斯:中美学生完全不同。我想如果把美国学生放在中国大学,要让他们发展得很好,我觉得他们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
澎湃新闻:为什么这么说?
约翰·亨尼斯:首先我得说美国学生也非常有竞争力。但是美国学生已经习惯于和老师有互动,上课时会不断向老师提问,甚至会打断老师、挑战老师。但我目前还没有在中国看到这些。
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学生中有66.7%来自中国。视觉中国 资料
澎湃新闻:截至2014年秋的数据显示,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学生中有66.7%来自中国。这些在斯坦福的中国学生和其他学生相比,有哪些特质?
约翰·亨尼斯:他们太棒了,我也指不出他们不足或者受到挑战的地方。他们的语言能力很出色,勤奋且专注。现在斯坦福最大的国际研究生来源其实就是中国。他们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共同创造在未来可能非常伟大的事情。
约翰·亨尼斯:几年前在南京(指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时候大家已经在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应该在“量”还是在“质”方面发展。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中国的教育部长也说未来肯定要着重教育机构“质”方面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顶尖大学。我想整个发展方向还是正确的。未来我们也可以期待在整个教育培养过程中,更多的学生有能力在各行各业有机会发展。
澎湃新闻:对“学生有能力在各行各业有机会发展”,你有何更具体的建议?
约翰·亨尼斯:其实对于斯坦福、哈佛、伯克利所有这些著名大学来说,我们都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文理课程,这意味着让我们这些学生能够尽可能多地选择自己的专业,而且鼓励他们能够更宽泛地来选择这些课程。包括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方面的理解力,历史方面的知识,希望他们打开思路的同时还有一种批判性思维。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培养学生为他们一生的发展奠定扎实基础,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本科只学一次。本科的职能就是要奠定扎实的、宽泛的(指知识面)基础,这才有利于他们今后的发展。
澎湃新闻:现在本科生的专业选择有何不足?
约翰·亨尼斯:太早。在斯坦福大学,很多本科生直到三年级才会选择自己的专业。第一年他们的专业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年他们的专业是“我要改变主意了”,我们也很喜欢他们想法的转变。我们也不断提醒我们这些学生,他们现在学的可能不是最后的选择。
另外我们也发现很多学哲学的学生最后发展非常好。他们的职业机会有很多。很多学生今后可能又学法律、医学、商学了。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很宽泛的学习,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反而有更好的根基。
澎湃新闻:美国大学的学生是否存有“重理轻文”的现象?
约翰·亨尼斯:现在美国学生可能越来越关注工程类、医学类专业,社会科学类相对也比较不错。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因为“不太确定”,全世界所有学生可能都更多关注今后的就业情况,所以在选择专业时也会有所偏重。
亨尼斯并不认同慕课会成为传统大学教育方式的终结者这个论断。
“慕课”不会撼动老师的核心地位
在2012年接受《纽约客》采访时,约翰说技术将大大改变高等教育,甚至用“海啸来了”来形容这场巨变。而据《泰晤士高等教育》报道,在2015年的美国教育委员会年度会议上,他虽不再使用“海啸”一词,却还是强调未来的高等教育会完全不同于现在。
澎湃新闻:慕课(MOOC)的流行让很多人担心未来它会成为传统大学教育方式的终结者。对此你怎么看?
约翰·亨尼斯: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们发现最后没有完成慕课课程的比例其实高达90%以上。后来我们还发现一种混合式的教育方式更加行之有效,就是在线教学和传统面对面教学相结合,它的效果在现在看来比传统的教育方式稍微好一点。
澎湃新闻:在面对面教学中,老师这一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如何评价老师在大学教育中的角色?未来他们的作用会有变化吗?
约翰·亨尼斯:确实,未来老师关注的焦点可能不会在讲堂或大型讲座上,而是在帮助个体学生上。包括那些学习遇到困难的学生,也包括帮助那些个人表现已经很好的学生。这意味着未来老师的时间会更直接地花在学生身上,效率也会更高。当然如果有的课程可以以高质量视频进行展示,何乐而不为呢?
澎湃新闻:不过慕课虽有利于教学资源共享,但似乎不利于中国人常说的“因材施教”。所以未来在技术上,慕课有无调整的可能?
约翰·亨尼斯:我想有两种可能。短期来看,越来越多课程会进行在线的结构化教授。这意味着课堂练习可能会演变成上网看讲座,然后由老师、助教进行面对面教学。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开发出智能软件,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比如学生看了慕课课程后进行了一个测试,计算机可以自动识别学生还有哪些知识点没有掌握。当然现在这种软件尚未成型,但未来计算机很可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教学方式。
澎湃新闻:那么在你看来,未来谁在大学教育中扮演最关键角色?技术?老师?还是什么?
约翰·亨尼斯:我认为师资依然是核心。不是说技术可以取代老师,而是要让技术成为老师的工具,更好地发挥老师的才智。我们也发现现在学生更希望有体验式团队式的学习方式,比如在课堂以外的社区进行体验。这样的体验式课堂是在线学习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也要尽可能为学生提供不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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