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不动的大学小组作业: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为小组作业独自熬夜流下的泪,都是当初分组时脑子进的水。”凌晨两点半,杨武在穿着“马甲”的微博里写下了这句话。
对于即将进入大三的某师范院校学生杨武来说,上学期期末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他独自一人完成了4份小组作业。
之所以独自完成,是因为杨武不得不“放弃”他的3个室友组员:一名“考研党”屏蔽各种联系方式泡在图书馆里,早出晚归像失踪一样;一个“伪出国党”在校外机构陪女朋友参加雅思考试培训,对安排和分工“万般推脱”;另一个“跑出去骑行”,撒手不管……就这样,小组作业成了杨武的“个人秀”。
如今,小组作业形式在大学课程平时成绩或者期末考核评价中并不鲜见,甚至有些泛滥。然而,以培养合作、沟通等能力为初衷的小组作业却在现实中越来越貌合神离,不少学生吐槽其“变味儿了”。
而小组作业背后的“江湖”也令人担忧:有学生称期末小组作业是一部虐心大戏:“三年闺蜜能反目成仇”“让友人变路人,路人变仇人”“简直是破灭友谊的大神器”……甚至有学生认为小组作业是一面“照妖镜”,称“小组作业见人品”。
“要是能少点套路,多点真诚,也不会那么心累了。”在杨武看来,小组作业简直是“组长不动没人动,小组永远一动不动”。那么,小组作业为何“组”不动?小组作业又该如何“动”起来呢?
小组作业“江湖险恶”
尽管熬得辛苦,但杨武的努力没有白费,4份小组作业中,1份拿到全班最高分,另外3份的分数也排在各小组前列。
但他心里仍有些“不平衡”,因为其余3个“毫无贡献”室友的成绩和他一模一样。“自己完成的作业要‘主动’署上别人的名字,不是小气,而是不甘心”。
同样是“组”不动,相比杨武“顺利”完成了作业,师妹李敏的遭遇令人遗憾。
李敏上学期一共有3个小组作业,小组成员均为宿舍另外3名室友。可同样,她们也是自顾自,全仰仗着班级排名第一的李敏完成。
一天晚上的卧谈中,由于李敏“抱怨”了两句,整个宿舍为了小组作业这事“吵翻了”,室友们反而“孤立”起了她,这让委屈的李敏决定狠下心来把最后一个未完成的小组作业交给了室友们。
“原以为我彻底不管,他们指望不了了,就会动起来。没想到,居然真的没有一个人出来做。课堂展示那天,最后竟然没有一个人上台。”李敏觉得,“如果小组作业没有了合作,还不如个人作业来得‘痛快’。”
在她看来,小组作业就是个“险恶的江湖”,它根本体现不出团队合作精神,除了涌现一波又一波浑水摸鱼的人,还会把原本不错的关系推向崩溃的深渊,“在小组作业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杨武的同班同学张媛算是小组作业江湖里的“红人”。每次老师布置小组作业后,她会不断收到热情洋溢的微信“求组队”,追随者们蜂拥而至。
可“受捧”的时间非常短暂,一旦小组确定后,这些送上门的组员只会做一件事——拖后腿:“你成绩那么好,靠你咯”“我成绩差,做了也白做”“组长大大,小组作业就拜托你了”……
同样的,浙江某高校广播电视专业吴嘉宝也尝到了这种“抱团却不能取暖,反倒心寒”的滋味,每次分组确定后,她的周围便一下子冷清下来——组员们把“出谋划策”全权授予给她,让她这个为了出国争取门门85分以上的小组长独挑大梁。
张媛说,做小组作业最怕遇到的就是“不靠谱队友”,这些队友一般将“三不原则”坚持到底——小组讨论不参加,任务分工不参与,最终成果不漏名。而且他们深信:““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没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四个和尚没水喝……”
“不要和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开公司。”现在,吴嘉宝非常后悔没有汲取电影《中国合伙人》中这句台词的深层含义:“友情遮盖不住合作的缝隙,平日的友情也会变成分组合作的牺牲品。”
小组作业为啥“变了味儿”
完成一学期5门课程的小组作业后,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的邵竹如今只想“骑单车”。她倒是不介意多承担一些工作,令她爆发的,是吃力不讨好的评价机制。
在一刀切的评分体系下,无论是“搭便车”的、“蹭快车”的,还是小组出成果时祈求加上名字的“程咬金”,最终的成绩和挑大梁的自己根本没有区别。甚至有时还会有风言风语飘进耳朵:“她那么拼,不还是和我们一样?”
就这样,“拖后腿”“坑队友”现象在没有合理的评价机制下纷纷被“合法化”。
面对“不靠谱队友”,邵竹很无奈,因为手中根本没有能够约束他们的方法。因此,在她的团队中,组员人数的叠加并没有产生1+1>2的效应,反倒拖住了能力强的同学,造成1+1<1的困境。
有资料显示,小组合作学习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后被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采用并实效显著。但一般情况下,小组合作学习分组时需要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进行,让不同特质、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优化组合、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然而,大学小组作业的分组在现实中却充满随意性。杨武说,如果是班级课程的小组作业,大多数都以宿舍为单位组合;如果是校内公选课作业,一般是熟悉的人自由组合,或者老师按照学号进行随机分组。
“基本上没有老师会在分组时强调这个‘组内异质’原则,也没听说过。”杨武调侃说,现在小组内确实异质,分“做事”和“不做事”的。
“大家一听到小组作业都有些怵了。”虽然张媛的3个室友组员都很认真,但由于期末要忙着考试以及英语四六级,只好每人负责一门课的小组作业,最后互相署上名字。
在张媛看来,原本作业多的时候,小组合作是可以让效率更高、质量更好,可现在如果认认真真按小组合作步骤走,反而成了很大的负担。
“现在很多老师都把小组作业当成一个比较时尚的教学手段来用,不管作业内容适合与否。”东北一所二本院校的新闻系教师王晓认为,小组作业其实需要有严格的运行和考评机制来制约,教师也应该适当参与其中。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的小组作业并没有“过程性”环节,不管是否有合作、合作分工如何,最终就有一个统一的分数,“已经和真正意义上的小组作业没啥关系了”。
上学期,张媛的6门课程考核中有4门是小组作业形式,邵竹的10门课程中一半都有小组作业,吴嘉宝甚至所有课程都以小组作业形式结课……小组作业的“泛滥”让学生们有些头疼。
“我觉得像新闻片拍摄就很适合小组完成,但读书报告、文献综述等其实一个人完成就可以。”杨武认为,除了作业内容不适合,老师对过程的忽视也是导致小组作业变味儿、变水的原因。
他说,大多数课程的小组作业流程和个人作业几乎没差别,作业完成情况如何一般只看最后的展示环节。一般老师都不会去询问、关心合作过程,即使要求展示合作过程,也都可以编造一些应付了事,并不影响最终成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其实一部分老师之所以喜欢小组作业形式,是因为“省事”:最终作业用课上时间展示,课上统一打分,这样就不用花课后时间一份一份单独批阅,“甚至有的老师为了不在分数上‘难为’学生,就让各小组互相打分了事”。
此外,这位老师认为,不排除一些老师是为了让教学方案更“现代化”而采用小组合作、小组展示等课堂手段。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教学手段都应该有基本效果的设想,许多老师应该在作业展示时分析学生们的成果是否达到要求,从而考虑它的存在合理性。
“是一个人完成的,还是一组人完成的,是长时间合作完成的,还是熬个夜赶出来的,其实老师是可以敏感地判断出的。”王晓觉得,虽然学生们也常常懒惰、懈怠,但一些问题是可以通过机制来避免的。
小组作业如何“组”动起来
在东北财经大学的创意思维课上,经过与同学们的头脑风暴,会计学专业的张佳书引用了社会学关于“社会懈怠效应”的理论解释小组作业1+1<1的困境。
他说,个人与群体其他成员一起完成某种事情时,或个人活动时有他人在场,往往个人付出的努力比单独时偏少,不如单干时出力多,个人的活动积极性与效率下降。
张佳书尝试用“三剂药方”来调动团队积极性:首先是在公布整个团体工作成绩的同时,也公布每个成员的工作成绩,使每个人的工作在监控下得到评价;其次要帮助群体成员认识到他人的工作成绩;最后是不要将一个群体弄得太大,要使更多的成员能够受到外在影响力的影响。
那么,评价机制之外,过程中的机制又该如何设定呢?
经过讨论,学生们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宋双峰教授的新闻编辑课上提出了解决方案:每个教学班成立编辑部,分成五六个部门。学生竞选主编和部门主任,其他同学报名参加,每个部门制作出一份报纸、杂志或者门户网站作为小组作业成果。
在评分时,部门内部组员平时成绩由部门内部互相打分,部门主任成绩由部门主任之间相互打分和本部门组员打分,主编由老师打分,最终每个人获得的分数即是平时成绩,占到最终成绩的六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本组员贡献和成绩不匹配的问题。
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冯浩文曾撰文提到,团队合作分为同质分组和异质分组,在组员能力相近的同质分组中,存在行动与等待的博弈。当一方选择等待而另一方选择行动时,选择等待的组员得到的受益最大。而在组员能力相差较大的异质分组中,团队合作陷入著名又尴尬的“智猪博弈”,优等生是不得不充当悲剧“大猪”,辛苦努力,完成小组作业,普通生则继续舒服地充当机智“小猪”,坐享其成,不劳而获。
冯浩文认为,不论是同质分组还是异质分组,都存在“偷懒”“搭便车”等消极现象,责任心强的或在乎学习成绩的积极的学生或者优等生不得不主动努力完成作业,而偷懒的学生或普通生不仅可以袖手旁观,而且可以获得好成绩。这种结局肯定不是教师布置小组时的预期结果。
为此,冯浩文建议,在成立小组之前,应当制定小组章程,包括小组愿景、小组价值观、小组决策规则和小组交流方式等,且成立的小组人数应当不超过5人。在工作进行之前,指派小组角色。每一位小组组员需要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只有明确合理的分工,才能有良好顺利的合作。分配角色时,要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角色的任务。
“小组作业看上去是件极其普通的事儿,但其实通过多年实践,这种形式特别是在强调自我学习能力的大学校园中,如果能按照原本面目进行的话,对大学生来说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种学习方式,通过小组作业锻炼出来的沟通、协调、领导能力非常实用。”王晓认为,小组作业的运行和评分机制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模板或者方法,老师应该可以根据作业内容情况等灵活地设定,主要目的就是让小组作业能够发挥出本应具有的功能。(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宋双峰、张佳书、冯浩文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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