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危险的中国记者

今法网导读：10月19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跨省刑拘,罪名是涉嫌“损害商业信誉”，原因是其曾发表过批评中联重科的报道《中联重科再遭举报财务造假 记者暗访证实华中大区涉嫌虚假销售》一文,曝光了A、H股上市公司中联重科财务问题。10月23日，《新快报》以头版头条“请放人”三个大字为标题发表声明，迅速得到国内外媒体响应，也再次引起了舆论对记者职业和第四种权力的关注。“揭黑”“扒粪”的角色让记者职业在全球获得了等同于尊重的高危性，但在中国，这种危险则尤甚。

密集挨打

2010年，7月29日晚，《华夏时报》华南新闻中心记者陈小瑛被一自称愿意爆料的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人士骗至深圳天虹商场，遭一戴鸭舌帽的男子暴殴。当时，天虹已打烊，而当地监控录像由于镜头间隔，未能记录当时画面。此前的7月27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事件爆出，人声鼎沸。

事发前，陈曾报道《深国商董事长遭二奶举报 涉嫌转移企业资金》，所以《华夏时报》发布声明称“这是一起明显有预谋的打击报复行为”，深国商则强调与此事“无任何关系”。

30日，上海。下午4时许，四名自称霸王集团员工的青年男子未经许可闯入《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上海办公区，找寻采写该报道的记者。当报社记者与其沟通时，来访男子采用辱骂、推搡等手段，对该报记者进行威胁。

之前，《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对霸王洗发水被曝含致癌化学物质一事进行了报道。

30日，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栏目得知郭德纲别墅涉嫌侵占公共绿地的消息，在现场采访了业主后，去郭家去求证—先敲门，表明自己是北京台记者，但遭遇郭家两人谩骂、推打和追打，直到警察到场制止。被打记者被诊断为“头部外伤，肘部关节脱臼”。

一周密集发生4起记者因调查而遭受侵害事件，引发各界密切关注，《联合早报》称再度显露中国记者令人堪忧的职业风险和生存状况。另有评论称，记者挨打正从一般的治安领域向经济和文化领域蔓延，也表明舆论监督的触角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恰是新闻报道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导致被监督、被曝光的灰色领域日益强烈的反弹。作为新势力的媒体和其他势力正在中国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博弈，意义深远。

从吹鼓手到批评者

记者被打事件背后暗藏着一条中国传媒蜕变之路—从温顺的吹鼓手到追求中立的批评者。

在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看来，中国传媒被定位是政府权力的一部分，被称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如此定位，注定媒体报道的逻辑，包括受到干扰的途径，和政府权力行使过程是一样的，这种体制与性质上同构的特色决定了媒体的属性。

媒体和权力也就因为一家人而相安无事，所以这一段时期，中国记者绝少出现挨打事件。

但媒体付出的代价是，没有办法去享有真正媒体所享受的尊严和权威性。著名评论人笑蜀称，因为在极左专制时代，记者是大小党报、党台和党刊的记者，“记者是宣传干事，要你朝东你就朝东，不能往西。彻头彻尾的驯服工具，人家不屑打你，也犯不着打你，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力量。”

1998年10月7日，朱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称舆论监督非常重要，对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舆论监督，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使全国人民受到鼓舞，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促进我们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朱赞赏当时勇于批评和监督权力、令各地地方政府畏惧的《焦点访谈》栏目“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并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当时评论认为，中央高层也试图锻造和支持媒体势力，监督和制约庞大的官僚体系正确行使权力，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媒体开始建立一种新的媒体职业伦理—媒体有权对公共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并将其视为媒体应有权利和应尽职责。

2003年，湖北青年孙志刚被广州以“三无人员”收押，后被收容所员工打死。《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中国国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中国政府之后颁发新法规，废除了这一违宪法规。该报还抨击了当时视为高度敏感禁区的SARS疫情。

民众欢欣鼓舞，以为中国也将出现一场“扒粪运动”—20世纪初，美国急剧工业化和城市化，但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腐败现象突然并发，造成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但美国的调查记者们争先恐后报道国家的阴暗、过错和缺陷，带动立法部门帮助国家建立一个全新秩序。

《财经》杂志曾报道称，《南方都市报》被斥不听话而遭整肃—该报两名高层被控经济问题入狱，一度申诉无果。而后来落马的广东省纪委书记正是炮制南都案的主导者之一。

昔日温驯的吹鼓手变成一个极为有力的批评者，直接威胁到当事官员的仕途升迁，令整个地方官僚体系恐惧。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媒体在转型批评者之途中还有很多需解决的问题。

因为无法正常进入市场，一些中字头的部委办媒体面临财政压力，频繁利用报道权向采访对象索要财物和巨额广告费，极大加深当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担，令敌意加深。此外，贺卫方认为，一个记者再追求客观，视野知识毕竟有限，且有追求快速发表的冲动，也就无法避免报道不够全面或者失实歪曲等缺陷。

另一个新的问题是，越来越多媒体市场化，开始具备各自具体的商业利益，难以避免自身的利益趋向。

2004年后，各地对媒体的钳制日益加强，譬如不能异地监督，媒体之间禁止联合采访，这或令一些地方官员如释重负，翦除了外省媒体，他们有更多权力和足够自信来控管当地媒体。

2007年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任的专题部主任兰成长等人，在浑源县沙圪坨收费站附近的一个煤矿采访，遭矿上的人殴打，次日死亡。记者之死和随后的轩然大波令中央注意。2007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规定有关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为新闻机构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

巧合的是，2008年1月1日，北京《法人》杂志刊发记者朱文娜一篇题为《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涉及当地县委书记。3天后，西丰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涉嫌诽谤，要求拘传朱文娜。

“朱文娜事件”被评论为滑天下之大稽。2月5日，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被认定在该事件中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而“责令引咎辞职”。

2008年，总署再度发出《关于加强新闻采编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规定对干扰、阻碍、报复、陷害新闻机构及其采编人员依法开展舆论监督，造成恶劣影响的，由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抱团取暖

2009年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开幕。胡锦涛在开幕式上强调，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媒体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在搞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1月21日20时，河北青年报常务副总编辑乐倩在住宅楼下突遭袭击，被打成重伤，凶手喊“叫你报道，叫你报道”。

仇子明遭遇通缉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要求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和丽水市公安局沟通，并约谈《经济观察报》相关负责人，并表示支持媒体记者进行正常合法的舆论监督。丽水市局连夜审核通缉记者的有关证据和办案程序，认定不符合法定条件，决定撤销通缉令并向记者道歉。

30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新闻机构及其派出的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对《每日经济新闻》遭遇冲击一事表示严重关注。8月5日，霸王集团向《每日经济新闻》道歉，并称将处分该些员工。

但对于较为轻微的另外两起记者挨打事件，总署没有明确表态。深国商相关负责人发表声明称，对记者被打毫不知情，警方称调查无最新进展。陈小瑛目前在家休养，情绪低落。

而殴打北京电视台记者还狡辩没打的人确认是郭德纲徒弟李鹤彪，被郭赞赏是好孩子，并得到演出加场和一个贴着“正义英雄”的花篮。

在急剧转型的中国，越来越多民众对法治和信访失去信心，媒体和记者被推上时代的大舞台，担负记录表达、揭露丑恶、维护规则等过多沉重社会责任。但在这个法治失效的当代，人权无法得到严格保护，当记者的报道权和其他强权激烈冲突时，如何维护记者的人身安全和职业尊严渐显严峻。

著名媒体人笑蜀在《青年记者》撰文《把记者挨打变成自由的阶梯》，鼓励记者说挨打不是一件坏事，记者为争取自由挨打，代表自由挨打，在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和法治。但笑蜀称，记者每挨一次打，都不能私了，而要尽可能尽快公开，尽可能动员社会舆论，把舆论反击最大化，提高对方伤害记者的成本。让他们每打一次记者，都要伤筋动骨，从而不再轻易效法。

互联网的发达令记者们组织舆论反击力变得迅速而有效，渐成抱团取暖。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