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历史文化；挣扎在城池边缘的流人们

流人，根据身份和犯罪程度，有圈禁、安插、效力赎罪、充当苦差、发遣为奴等各种名目。被判处圈禁、安插、效力赎罪的流人大多数是清皇室、觉罗、太监和官员。充当苦差、发遣为奴的流人成分要相对复杂一些，但大多数是旗人和汉人。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流人处于城池边缘状态，自谋生路，艰辛异常。

　　流人的厄运往往从被定罪的那一刻起就伴随其一生。流人初至黑龙江将军衙门刑司报到后，并不是都被留在齐齐哈尔城，而是由黑龙江将军“视其案重而貌狠者分送诸城”。流人来到齐齐哈尔已经不易，如再发遣到他城，按照当时的条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为避免被改派，流人无不四处打点，拉关系、走后门。由此，许多不良之徒借机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更有行为不端的流人同乡，听说谁被流放后，出城故作欢迎状，套近乎，描述当地之情形，假意承诺诸事，其意图只在流人所带的行李和盘缠，一旦被其“忽悠”，身难自主，不仅财物尽失，有受害而“不可胜言者”。

　　一些自谋生路的流人为了生存，从事着危险或他人所不为的职业聊以度日。

　　第一种情况是服打鹰役。这项差事原是打牲部落的任务，由于危险艰苦，充当苦差的流人正好可以顶替。按当时的规定，打鹰人每年要上交2架鹰，以“海东青”、“秋黄”鹰为佳品。当时的进贡数量只有下限，并没有规定上限数额，但最多不超过20架。为了防止鹰在进贡的途中死亡而完不成任务，黑龙江将军衙门常常准备更多的鹰以防不测。打鹰之役艰苦异常，得好鹰更难，流人为此伤亡的情况时有发生。

　　第二种是充当工匠，在齐齐哈尔从事建房，抹墙等杂活。如筑拉核墙(干打垒的泥房)、挂泥壁。《龙沙纪略》称：“工匠皆流人，技拙而值贵”。一般情况，土著居民自己筑建架木覆草的大草房，并不雇佣流人。

　　第三种是担当医官。清代的黑龙江懂医术者较少，土著人得病往往以“萨满”跳神的方式治疗。而流人带来了中原的医术，在齐齐哈尔行医问药。吕氏家族中的后代吕景儒就是靠精湛的医术救百姓于瘟疫，从而赢得了当时齐齐哈尔人的称赞。

　　第四种是没有专事，勉强糊口度日。如当时齐齐哈尔产碱，城东有碱厂，流人相聚煎晒，通行吉林。《龙沙纪略》记载，“扫土为盐，味稍苦，色黑。去卜魁东西各百余里，地名喇嘛寺，产此，三城皆食之”。或者烧炭，“卜魁西北二百里山崖，松、柞蓊郁，江冰后，作炭者乃往，故值贱于冬”。还有的流人靠采摘木耳、榛子等卖钱为生。

　　清廷规定，一般情况下，为奴流人在戍所三年没有过错，允许给披甲当随从。实际情况是往往用不了三年，就能够做到，披甲也乐于如此。但更多的流人则受雇佣于店肆，苟且自活。有的流人一无所有，混迹于城市间，成为街头无赖。

　　还有一种是脸上刺字的黥奴，俗号“花脸子”，满洲人称呼他们为“萨布什图”，黑龙江各城都有，齐齐哈尔最多，大半是从福建、广东、湖北发遣来的重犯。《黑龙江外记》说此类流人“懦者服役主家，黠者赎身自便，网鱼、采木耳趁觅衣食，稍有立业，至娶妇生子称小康者。其无赖者乃聚赌、窝娼、窃马牛为事，甚或结识将校，勾引工商，兴讼造言，主不能制，官府亦不加察”，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社会生活中，流人承担了一些特殊的角色。齐齐哈尔城中，有城隍庙、土地祠、马神庙等寺庙，住僧都隶属户司，有僧官一人作为长僧，其余全都是由曾经当过盗匪的罪犯或流放太监担当。齐齐哈尔诸庙各有定时庙会，或三日或五日，诵经、演剧，由商贩筹集资金承办，而其中的“僧与伶皆流人也”。

　　流人生活的悲惨，往往持续到最后的终结。《黑龙江外记》记载，“流人死，苛且棺殓，瘗城外，往往受狼犬之累。掩骼埋胔(音疵，肉腐)之令，惜无行者，而发冢一事，亦时有之”。中原人最重丧仪，入土为安。由记载可知流人死后遭犬欺人患，并不得安生。大多流人不愿意客死他乡，希望埋骨故乡，也就发生了许多携骨归葬、寻访亡亲、抚柩还乡的故事，如方观承、松安和尚等。

　　清代生活在齐齐哈尔的流人所从事的职业远不止这些。除一部分皇室、觉罗、罪官或者文化流人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和宽免，更多的流人则挣扎在城池边缘，或苟活于榛莽荒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