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甘肃书法:诗书风雅惠秦州(图文)
历史上的甘肃书法:诗书风雅惠秦州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杨清汀
条屏 汪剑平
民国时期,天水的一些读书人,在立德、立功、立言之外,于艺事,尤其是书法方面,也常常为人念及称颂。其中,有三位佼佼者,他们是汪剑平、冯国瑞、王新令。
儒侠 汪剑平
民国元年(1912年)正月,革命党人黄钺在秦州(天水)发动起义,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20岁出头的汪剑平作为黄钺的幕僚,甚受倚重,或协理总务,或军书筹划,或奔走联络,一派意气风发的英才气象。
其时,甘肃有两个军政府,一个在省垣兰州,一个在陇上东大门秦州,谁家独立之先后,成了问题的焦点。在兰的属旧势力,给北京的袁世凯去电,密诬秦州的破坏共和,准备用武力镇压。在秦州的认为军政府成立在前,是为民国而独立,自然身正气壮。于是,秦州方面派汪剑平、周子高等赴京上书,又加之黎元洪、谭延闿和川陕军政府替黄钺辩白,袁政府遂了解实情,始知秦州是为促成甘肃共和而独立,不是为了都督名位而争名夺利。如此真相大白之后,才有了两方交涉合并,握手言和的良好结局。无疑,才华横溢的汪剑平为此立了大功。
汪剑平(1890年—1951年),名青,斋号“轮虱”,典出《列子·汤问》中纪昌学射“视虱如轮”句。他祖籍浙江吴兴,父亲长于刑名之学,为当时秦州知府张瑶圃赏识,被聘为刑案,以师爷身份入秦州直隶州幕府,遂落籍于秦州。少年时代,汪剑平在秦州东关跟随本地名儒读私塾,其时正是秦州“科甲之盛冠陇上”的年代,他自小就受到这块地方水土和文风的浸润。
汪剑平在13岁前虽已修完经书,但对这些兴趣不大,而偏好在史书、小说、杂记之类,竟至于废寝忘食。尤仰慕《史记》游侠列传上的人物,承父志仗义轻财,故他成为同盟会会员之后,有志于奔走革命,为民生请命,是有前事因缘的。
刑名之学本出于黄老和儒法,侠则出于儒家和墨家,自先秦至清末民初,两千多年脉承有传,精神更替,进入文人灵魂深处,成为乱世士人一炷精神灵光。当是时也,前有谭嗣同为维新抛头颅,后有女侠秋瑾为革命洒热血,作为同时代的先烈,这两位著名的儒侠应该是对汪剑平有影响的。说来有巧,少年谭嗣同在其父谭继洵赴任巩秦阶道时,是陪伴父亲来秦州的,他在秦州的许多侠义之举,想必早种在了汪剑平心田。
儒侠者,词采风流而外,亦具侠肝义胆。其才其性决定了他不类常人,其时其代影响了他蹈厉奋发。汪剑平和一般腐儒的不同之处,是有读书人的社会担当,不为干禄委曲求全,亦不苟活于乱世。他把家国和社会责任看得重于一切。袁世凯时期,他寓居北京办报,当得知甘肃外蒙觊觎、内部争斗时,代表旅京甘肃同人,密陈时事,纵论形势,明志“匹夫虽贱,与有兴亡之责”。而袁世凯篡权称帝后,他又联合在京甘籍人士揭露其阴谋行径,被下大狱,后经孙中山致电营救才得获释。
汪剑平的侠肝义胆贯穿其平生,他的诗作关注现实和社会问题,在《轮虱室诗》(冯国瑞题签)即将付梓之际,他曾漫书一绝于尾,道是:平生闵乱伤离语,多在回肠荡魄时。极目东南云又阔,倚栏斜日一支颐。清翰林、诗人许承尧在诗集后的评价是:“胜情磊落,豪气纵横,诗如其人。”知道了他的行事做人和才情,也就能理解他的书法。
汪剑平留下的对联、条屏较多,尤其是条屏,喜欢写自己的诗,作书如作诗,诗书化一。他的字,如古树高枝上的大鸟,神情顾盼有姿,脚跟却是稳的。也似乎有一种不平之气,笔墨排闼而下,一任天然。这一代学人,功夫好、活得真、知新命、行古道,即便形体上破了规矩,也毫无做作感,自有一派天机。总体来看,他的字圆融碑帖,跌宕多姿,擒放自如,抒情性多一些。放情任性是他的表面,洒脱有度才是他的真性。他似乎一拿起笔,即刻就有情感周流,把风流儒雅和那种侠气一股脑都带到书法中了。尤其他的落款“汪青”,姓正而名取攲侧之势,妙不可言。
他的侠气,诗才,溢而为书法,化为剑气,是真正配得上“琴心剑胆”式的人物。
“真”是艺术的第一要义,是哲学,是美学,也是人学。他抬爱冯国瑞、王新令这些比他小一些的才俊,他们之间的交好,是货真价实的“君子之德风”。因为交好,才互相仰慕,因为仰慕,才皆有成就。汪剑平1951年去世于兰州。老天水人忌讳他的名字,说起都称作“剑爷”。大家都说他的字好、诗好,老百姓有这些念想,也就够了。
他的不羁之才和爱国热血,的确是一个家庭,一方文化,一个时代的骄傲。
对联 冯国瑞
文宗 冯国瑞
冯国瑞(1901年—1963年),字仲翔,世居天水,别号麦积山樵,晚年自号石莲谷人,书斋名“绛花楼”。冯国瑞少年和青年时期,除上新学堂外,曾跟随前清进士、陇南书院山长任承允和翰林哈锐窥诸子百家,习经史文辞,为他的学人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2岁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受业于吴梅、王瀣、罗振玉、商承祚、胡小石等博学鸿儒门下,凡金石龟甲、考据词曲,均有师承。26岁考入北平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后改称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时吴宓为主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掌教习,他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求学上转战南北,做学问的潜质早为大师青睐,梁启超想留他在身边,整理自己的著述。然而,冯国瑞心在秦树陇云,颇有归谋开陇上学风之思,故而,恩师梁启超惆怅再三,在一封推荐信中,给时任甘肃省长薛笃弼(子良)惜才力举。
可是,冯国瑞一直将这封“荐士书”藏诸箧笥,把老师的温情揣在身边。此后数十年间,冯国瑞在他人生的漫游中,或周旋于政界,或在多所大学当教授,始终沉湎于文艺,仍做出了不负师望,在某些领域属于开拓性的成绩。冯国瑞刊印行世的著作有《麦积山石窟志》《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天水出土秦器汇考》《绛花楼诗集》等8种,文论数十篇。
辞章、考据、文物、诗词而外,冯国瑞还于音律、金石、书法、绘画、方志、出版、典藏等方面都有建树。这里,只谈他的书法。
按天水当地人的说法,冯国瑞既能做(文)又能写(字),二者兼美。书法虽是小道,但对喜欢字的天水人来说,颇能窥见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取舍心理。冯国瑞学问大,著述多,所以名气大,汪剑平、王新令在这方面打了折扣,影响了作品的流传。冯国瑞的书法,可用博大精深来概括,约可分四类。一是简札、手卷或静气,或信手,逸风雅韵全由学问涵养出;二是联匾尤为人称道,不逞才使气,得中和而见性情;三是中堂条屏随意赋形,笔墨翻飞而风规自远;四是临书得古而体悟自新,或考订旁注,或发微长跋,学深如海,如临《淳化阁帖》和秦州《二妙轩帖》即是,而替于右任考订“鸳鸯七志斋”碑,更是一段佳话。
冯国瑞的字无论大小,都有学问和精神元气在里面。他的字融汇了很多东西,一如其学问才情鼎鼐调和。当然,他最有特色者当为所书对联和题匾。那种力美雄健,酣畅多姿的书风,真可用“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来形容。据说民国时,常有兰州和西安的客商来天水,对他的大匾赞赏备至,可惜现在都不见了。现在麦积山石窟前“瑞应寺”的大匾就是他于1955年所题,成了不多见的代表作。
对冯国瑞的书法,于右任、叶恭绰、陈半丁、沈尹默等大家都有很高评价。如陈半丁说其“书法似晋唐文采风流,不减古人”。沈尹默对他的临摹作品说“今观仲翔先生所为,仍是依遵唐宋书家规矩,力求近似原作,为之一快”。
对联 王新令
国士 王新令
这是一位少年时期被状元公张謇看中的英才。
他的家在秦州西关二郎巷,这个巷道曾住过一位奇女子,就是以织锦回文出名的苏慧,有织锦台古迹为证。毗邻的育生巷,住着清翰林张世英(字育生),人称张育老,是功业和书法都令人敬仰的前辈。街坊文化对他的影响,自不待言。
王新令(1904年—1965年),号楚青,其字为“鼎若”,一如他的性格。他有不羁之才,也有不阿之气。此二者是他人生事业和艺文的支点。所以他的字,气格上就高了许多。
不羁者,少年时期就有飞出地域藩篱的志向。王新令家境殷实,孩童时,他的父亲就请天水城的名翰林哈锐和陇南书院山长任承允开蒙。1921年,王新令只身东南,考入著名实业家、状元张謇所办的南通师范求学。1926年6月,学业将满之际,张謇对这位少年英才颇为留恋,王新令操琴谢师,老先生作歌壮行,作《送王生毕业归天水》一诗,情切意真,一咏三叹。
再说不阿。南通师范毕业后,他本想游学国外,因故未遂,后宦游多地,辗转于浙、皖、豫、晋及青海诸省,其间还做过邓宝珊军中的秘书长。军书政牍之间,文人本色不改,时有诗词杂录,而未尝一日废书。1935年赴南京,在国民党监察院任职,做了13年的监察委员,又兼院长于右任的秘书。霍松林先生说,他投考中央大学,就是奔这位乡贤去的。他在监察院本是闲职,而自己却认了真,不附权贵,处理积案,主动接纳大案、要案,伸张正义,有“铁面御史”之誉。后来,出使甘青宁三省巡御史,所过之处,虽阻力重重,仍然不改铁血本色。在南京期间,他与章士钊、沈尹默等人颇多交游。尤其他和沈尹默同走二王的路子,以书结缘,成为至交。上世纪40年代后期,沈尹默从上海常来南京看王新令,诗书唱和,其乐融融。沈尹默曾临摹《兰亭序》一卷,送王新令作为留念,跋中多有叙及。
于右任对王新令的影响,做人做事之外,自然是书法。他的有些字和于右任极相似,是斜画紧结一类的碑派,几可乱真。
王新令毕竟是个独立的艺术家,后来,可能是年龄的缘故,他的字化入章草的味儿,变成横画宽博,有虚和的成分了。继而,他又以章草和二王化合了碑派,有些行楷书作品也许看起来生硬,但恰恰是他的风骨所在。我更喜欢他的草书,如“春湍比豪朝花喻丽,隃麋有禄椽笔作朋”八言联,酣畅淋漓,全不似有些人依附于章草形迹,生怕不像章草。他是深得古质之笔的人,去其波磔,大气回环,自然流转,不拘形迹,仿佛能感觉得到灵魂出了窍。
而其诗稿,在他的腕下既有西北人的倔强,又不乏南派的流转,气息高古,浑朴含真,如《玉燕大嫂挽诗》卷即是。邓宝珊和王新令都是天水人,相交数十年,尤其在任邓宝珊部秘书长期间助力甚多。邓夫人张玉燕,陕西三原人,挽诗中忆道:“女界称先进,名闻靖国军。朴素本面目,尤为遐迩称。”冯玉祥给官兵训话时,每举邓总司令在北京的生活,邓夫人上街买菜,亲自操作等,为一时楷模。故此古风挽诗与长注,不独是书法佳作,更是一段史实的记录。“余亦患难交,回首四十春。今夕展遗墨,唯有泪纵横。”故旧凋零,物是人非,笔端抒哀,墨迹泣血。可见,书法的艺术性是要有人生高度和文化深度支撑的,舍此,则不可能感人。这是1964年的一个冬夜王新令的心情,翻年,王新令去世。
国士者,是为国家读书的人,而不是为稻粱谋读书的人。所以当他把学问变成智慧的时候,必然产生常人不及的功业,他的书法,也必然高古起来,成为他人格的化身。他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潜质的书法家,可惜,我始终没有理出其更为稳定、成熟的个人风格。他去世的时候才61岁,假如再给他十年,二十年,他的书法当是无法限量的。但是,一个人没有假如。
综观三人的书法,他们都受清末碑派的影响,而由于帖学功夫扎实,又都是才高志远,腹有诗书的文化人,达到了以帖化碑。三人书法既有类似的整体追求,又有各自鲜明的风格,和而不同,撑起了民国天水书法的风骨。这一代人物,他们是文人,他们不仅仅是文人;他们的书法为人称道,但他们又不仅仅是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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