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甥用命来守“甲午战争”：不屈殉国

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由文人主导的朝代。由于历代皇帝均刻意提倡文事，选拔孔儒出身的官员，所以官场的文化气息非常浓郁，很多官员同时也是享誉一方的学者，极富名望的诗人。可这些饱读诗书的风雅之士为官，却没能消除历代官场奔竞阿谀的痼疾，此类风气有增无减。

　　 早在宋初，太祖朝的名宦陶穀，堪称文坛好手，曾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宋太祖赵匡胤受禅之时，因没有来得及准备禅文，正焦虑间，置身阶下的陶穀赶忙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禅让诏书，交给赵匡胤化解危机，陶穀此举，无疑是希望借机博取上位而已。又如当时科举出身的宰相冯道，则更是经历四个朝代，且代代显达，至其死后仍遭人嘲讽，认为其足已“与孔子同寿”。

　　 从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时起，官场奔竞恶习全面抬头，致使真宗皇帝不得不于咸平二年（999）专门下诏，令“百官比周奔竞有弗率者，御史台纠之”。但是此法并没有能够遏制住这股势头。

　　 及至宋神宗时期，有一大批官僚，借着变法之机，附和新法，投靠执政的王安石。史书记载说，当时的官员们找王安石办事，“有日至而夜不出者，有间日而至者，有安石据厕而见之者。”有个叫崔公度的小官，为得到升官机会，特献《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一文以邀功，甚至王安石上厕所亦尾随，轻执安石衣服尾带，王安石大惑不解，他反倒落落大方言道：“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尔。”真是无耻至极。

　　 到了宋哲宗元祐以后，官场的奔竞习气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蔡京东山再起，以童贯为背景。王黼官居相位，以梁师成为后台。王安中作诗吹捧梁师成，“师成读之，大喜”，“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李邦彦因为讨好宦官而平步青云，直至拜相。

　　 南宋时，宋高宗朝的权臣秦桧，孝宗朝的权臣赵汝愚，光宗、宁宗朝的韩侂胄，以及后来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无一不是官员们争相投靠的对象。特别是秦桧执政时，很多官员入其门庭，“凡投靠者以皋、夔、稷、契为不足，必曰‘元圣’”。秦桧则来者不拒，“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而韩侂胄时期，有官员为了巴结他，不惜学狗叫。有个叫程松的，为讨韩侂胄的欢心，甚至甘愿将自己小妾献出，并为其取名“松寿”，取祝愿韩侂胄长寿之意。

　　 更为滑稽的是，整个宋朝，因为奔竞，官员们还发明了不少新的官场专用语。“托身之初，腹心尽布”，这叫作“纳忠”；“被用之始，先加约束”，这叫作“受记”；“前出某氏之门，一不满意，又转而之他”，这叫作“投换”；“阴与之合，而阳背之，以陷害异己，使之不测”，则叫作“摆踪”。总之，赵宋一朝，诸如此类的荒唐言行，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