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地记者：别再质疑英雄刘胡兰的真实性

口述　赵戈(95岁)　整理　记者　龚丹韵

述者小传

赵戈1920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延安抗大。历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战斗剧社创作组组长，晋绥军区《战斗报》随军记者等职。离休前任兰州军区文化部长兼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曾荣获晋绥军区模范党员称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等。1986年离休，1992年返回故乡上海定居。

69年前的1月12日，刘胡兰同志牺牲，死时才15岁。此后，这个耳熟能详的英雄名字，反复出现在中学课本和影视剧里，伴随着中国少年的成长。

然而数年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对刘胡兰事迹真实性的质疑声音。有教授说刘胡兰是死于村民的铡刀下，而非就义;有中学生认为，刘胡兰是虚构的典型人物，并不存在;也有一些老师对课文里的描述表达了怀疑。

赵戈，曾是刘胡兰生前所在军区的一名战地记者。他与刘胡兰有过接触，了解她的生平，亲耳听过刘胡兰母亲的哭诉，也跟随部队参与了“为胡兰子报仇”的战役。

他深情回忆那段往事，只是希望今天的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相，不怀疑，不动摇，不忘记。

刘胡兰曾叫刘富兰

我曾经长期在吕梁山革命根据地工作，也在刘胡兰的家乡战斗过。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就是我在文水前线通过军用电台拍发到延安去的。当时，我是晋绥军区战斗报前线特派记者。

我目击过许多敌人整师整团的覆灭。然而，我从来没有见过解放文水那样迅速彻底的溃灭，只因为当时我军指挥员高呼着“为刘胡兰报仇”的口号，全军奋不顾身地严惩敌人。那个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我在给中学生作报告时，有的同学看了彩色故事片《刘胡兰》就提出疑问：“刘胡兰只有15岁，面对敌人的铡刀不怕吗?”“她可以不死的，她为什么要去死?”甚至有的同学认为“刘胡兰是作家虚构的典型人物，不是真人真事”。这些不该产生的疑问产生了。

法国有贞德，苏联有卓娅，中国有刘胡兰。她们的死惊天地泣鬼神，震撼了全世界的良心。然而，毕竟年代遥远，现在革命故事讲得少了，所以，这种种疑问的生出，责任不在于今天的孩子们，而主要在于我们。

刘胡兰出生在1932年10月8日。她出生的前一年，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她出生的那一年又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那时候我就在上海，只有12岁，但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很深的。可以说，刘胡兰一出生就恰逢祖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刘胡兰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连土地都没有，要租种地主的地，浇水也要向地主交水钱。她们文水交城一带有首民歌，我唱两句：“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文水”。因为交城是山区，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浇了文水，文水很肥。可穷人呢，有水没有钱，同样浇不上地。刘胡兰亲生母亲就是因为她家交不上水款，后来被地主的狗腿子打伤而死。

刘胡兰原来的名字不叫刘胡兰，而叫刘富兰。她在入党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叫“富兰”有什么用，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才能翻身，所以她把名字改为“胡兰”。胡就是她继母胡文秀的姓，因为继母对她非常好，所以她就叫刘胡兰了。

那些影响过她的人

1936年春天，我们工农红军东渡黄河、北上抗日，一直打到刘胡兰的家乡，在那里分土地、打土豪、救穷人、宣传抗日救国。这些对刘胡兰幼小的心灵震动很大。她从小就觉得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是救中国的队伍。

1938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文水县城，这时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师长就是贺龙同志，我就在那个部队。在那里我们建立了民主政权，县长是我们部队派去的，跟我很熟，叫顾永田，就是电影里的顾县长。顾永田同志大我一岁，当时他19岁。电影里面说刘胡兰对顾永田还有朦胧的爱情，我想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顾永田1940年牺牲的时候，刘胡兰只有8岁。电影、电视剧不管什么都要加一点恋爱的佐料，这点不好。

顾永田同志在八分区的影响很大，文水县的老百姓对他都十分敬爱。他牺牲的时候只有21岁，牺牲以前是八分区的专员。当时日本兵扫荡，为了掩护老百姓撤退，顾永田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壮烈牺牲。所以在刘胡兰心目中，顾县长是个英雄，做人就要做他那样的人。

还有两个人，也影响了刘胡兰。云周西村属于文水四区，四区出了两个小通讯员，一个姓韩，一个姓王。这两个小鬼经常到云周西村送信、送文件、送情报。刘胡兰是儿童团团长，跟他们很熟。1943年4月，云周西村被敌人包围了，这两个小通讯员为了掩护区长，他们叫区长先不要突围，等他们把敌人引开后再走。他俩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把敌人引开，一边冲出去一边喊：“日本鬼子，老子在这里，你们来吧!”日本鬼子就追过去了。区长含着眼泪突围成功，而两个小通讯员壮烈牺牲了。

埋葬他们的时候，刘胡兰是掉着眼泪的，她帮他们换好衣服，把他们埋了。所以在那个血与火的时代，“死”是司空见惯的，血海深仇使小小的刘胡兰就懂得，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轻如鸿毛。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刘胡兰13岁。当时根据地要吸收一批妇女干部，进行培训，开设妇女干部培训班，没叫她去，因为她太小了。她知道后马上就赶去，去了也没法把她赶回来，就把她留下学习了，刘胡兰就成了那批妇女培训班里最小的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她又回到了云周西村，被选为云周西村妇救会主任兼四区妇救会干事。

1946年她参加大象镇土地改革，就是电影中阎锡山军队占领的大象镇。刘胡兰在土地改革中很有成绩，村支部推荐她入党，区委和大家很了解她，一致通过，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她只有14岁，要到18岁才能转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共青团。所以，刘胡兰已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党员，而是一个真正的党员了。

为胡兰子他们报仇

那是1947年元月，我们对疯狂残害人民的阎锡山军展开了大规模反击。战斗连续进行了17个昼夜，终于在汾阳、孝义一线歼敌万余。独二旅和独四旅并肩向文水县城挺进。

独四旅是晋中平川的子弟兵，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有着浓烈的感情。但是眼前的一切，却被敌人糟蹋得面目全非。白皑皑的雪地染着殷红的血迹，田野里增添了许多新坟;埋葬和凭吊亲人的老乡们来来往往，哭声一阵接着一阵;　村村有燃烧着的房屋，有全家被害而无人掩埋的尸体……触目惊心的故乡，扎进晋中子弟兵的胸膛。大家没有言笑，没有胜利后的欢腾，子弟兵们瞪着怒红的眼睛，默默地迈着复仇的脚步，向文水疾进。

当部队经过最熟悉的云周西村的时候，乡亲们站在鹅毛大雪里，在村口把我们围住。老人哭号，小伙子流泪，控诉阎军的滔天罪行。他们急切地说：“为咱的胡兰子他们报仇啊!”部队的人问：“她怎么了?”老百姓答：“该死的勾子军，把她和六个乡亲活活地铡死了!”“什么时候?”“一月十二日。”“在哪儿?”“观音庙旁边!”

不用招呼，不用命令，战士们和乡亲们拥进观音庙前的广场。

那天，北风呼啸，大雪飘飞，广场上阴森、沉寂。杀害刘胡兰等同志的铡刀就横在前面，刀口已经卷刃，刀座上凝满了紫黑色的血迹。垫刀的高粱秆零乱地堆在地上，虽然蒙上一层白雪，但雪融之处，仍可见到血迹斑斑。

所有这一切，无情地向我们证实了：那个风雨里在各村间奔走的妇女干部，那个不分昼夜筹备军鞋的支前骨干，那个严肃又有点稚气地给战士们演唱歌曲的小妹妹，真的遭到了敌人的毒手。

　将血染的泥土揣在怀里

刘胡兰的继母知道我们进了村，也来到广场。她面色苍白，眼皮浮肿，站在我们面前讲述女儿就义的经过。她极力忍住悲痛，一字一泪地说：“我家胡兰子，还有那几个乡亲，死得惨……可也死得有骨气……”

接着，她用充满仇恨和血泪的语言勾勒出这样的画面：就在这座阴森的观音庙前，铡刀旁边，刘胡兰向亲人们告别，她把平时喜欢拿在手里玩的万金油盒交给了母亲。她在母亲跟前是个稚气未失的孩子，然而她转过身来面对敌人却是那样威严，挺着胸，昂着头，斩钉截铁地说：“布匹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共产党员也就是我一个，别的不告诉你们。说吧，咋个死法?”敌人暴跳如雷：“你要是不说，也和那六个一样，铡死!”“怕死的，就不是共产党!”说罢，她向铡刀走去。

当时，我一边记着刘妈妈的控诉，一边流着眼泪。泪水滴湿了我的笔记本，手里的笔那么沉重。我不是在写，而是在刻，深深地刻下这仇和恨。战士们垂着头，有的擦泪，有的啜泣。靠在肩头上的刺刀，在风雪中随着他们的身子不停地抖动。

人被仇恨窒息了，心被仇恨烧焦了，就连树枝和房檐上的雪仿佛也被仇恨的气氛所融化，滴下了痛心的泪水。

刘妈妈说到最后，用颤抖的手，指着染满女儿鲜血的铡刀，喊着：“同志们，为胡兰子他们报仇啊!”说完，她支持不住，踉跄几步，几乎跌倒。几个战士急忙从行列中跑出来扶住了她。内中有个战士，膀宽腰圆，身材高大，面庞黑里透红，他正是前几天我访问过的机枪手王银才。他在汾孝战役中一个人俘虏了十三个敌人，缴获四挺美造轻重两用机枪。他是文水人，共产党员。这位钢铁汉子满眼泪水，在铡刀旁边，捧起一块渗透鲜血的泥土，用手巾包好，揣进怀里。然后他拉着刘妈妈的手，宣誓说：“刘妈妈，请不要过分伤心。我们把胡兰子为人民流的血保存起来，不忘敌人欠下的血债，一定要为胡兰子报仇!”

这句话像导火索一样，使积压在内心的怒火迸发出来，广场上顿时枪刺高举：“为刘胡兰报仇!”“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淹没了风雪的咆哮，滚雷般从云周西村上空越过巍峨的吕梁山，向四面八方震荡，向整个被敌人蹂躏的晋中平原宣誓，向所有死难的英灵宣誓。

为刘胡兰报仇的突击队组成了，为刘胡兰报仇的爆破班组成了，为刘胡兰报仇的进军开始了。

厮杀仅仅用了五分钟

部队没喘一口气，当晚就赶到了文水县城，也没有歇一歇脚，立即拔除了城关外围的所有据点。次日拂晓，透过乳白色的晨雾，我看到战士们伏在雪地上，严峻地望着灰秃秃的城墙。大家都知道，此刻在城墙上射击的敌人，正是杀害刘胡兰同志的阎军二一五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战士们紧握手中的枪，用力蹬着地，随时准备冲进敌群，杀个痛快。

2月2日，下午1点钟，旅部终于发出了严惩敌人的总攻信号，接着山炮和其他轻重火器一起吼叫起来。爆破手陈英抱起炸药包，向城门飞奔。冒着烟的手榴弹落在脚下，他抬腿踢开。雨点似的子弹向他扫来，他不眨眼地趴在地上匍匐前进。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烟尘腾起，砖瓦横飞，高大而又坚厚的城门敞开一个缺口。陈英从烟尘中站起来，满脸硝烟，高举着拳头，转身向后边喊道：“同志们，前进，为胡兰子报仇!”

“为胡兰子报仇，杀!”响亮的口号一呼百应。千百名战士怀着报仇的急切心情，在枪林弹雨之中，一浪接着一浪涌进城门。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战士又碰到一道门，因为冲得过猛，第二道城门还没炸开。战士们急得跺脚，有的用枪托砸，有的用力推，但那高大的铁门岿然不动。在这紧急关头，陈英抱起另一个炸药包在后面大喊：“先下来，看我炸他个狗日的!”可是，敌人用几挺机枪封锁了退路，也使后边的陈英不能靠近城门。

忽然，机枪手王银才飞快冲出来。他挺身端枪，毫不隐蔽地向敌人还击。于是，敌人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到他这里。王银才见敌人上当，就对陈英喊道：“上，爆破城门!”陈英趁机炸开第二道城门。战士们一拥而入，震耳的杀声在城里响了起来。

我随后跟来，看到王银才晕倒在冲锋道路上，我上前把他扶起，他睁开眼睛叫喊：“我不下去，我要斩尽这群连个孩子也不放过的畜生!”可能是用力太猛，说完他又昏迷过去。这时我才发现他头部受伤，鲜血滴在他前胸微微鼓起的衣袋上。衣袋里面有鼓舞他战斗、给他力量、被刘胡兰鲜血渗透的泥土……

我把王银才交给卫生队之后，跟着部队跑上城墙。巷战正在激烈进行，大街上到处都有我们战士跃进的身影，到处都有惊慌的敌人。随着一声又一声“为胡兰子报仇”的口号，溃散的敌人一批又一批倒下。最后，敌人逃往北门，在瓮城圈里乱挤乱撞，准备夺门逃命。

忽然一阵清脆的机枪声响了起来，跑在前头的几个敌兵应声而倒，敌人唯一的生路被掐断了。“好机枪!”许多人大声喝彩。我回头一看愣住了，原来王银才又跟着后续部队爬上了城墙。他头上刚刚包扎的伤口仍在渗着鲜血，身子微微摇晃，但他咬着牙齿，瞪着眼睛，单腿跪在城墙上扣动扳机。子弹带着他满腔仇恨，发射出去。

枪声消失了，周围寂静了，战斗结束了。我看了看表，才知道这场厮杀仅仅用了五分钟。多么短暂的五分钟!

老老少少都记得她

雪花片片飘舞，硝烟慢慢扩散，文水县城逐渐寂静下来。我定神眺望，街头巷尾满布敌人尸体。二一五团的指挥所上飘着投降的白旗。三三两两的战士横眉冷对俘虏兵。这一切，使我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不错，我们没有什么优异的武器，但是我们有革命意志。就凭这种意志，我们仅仅用五分钟的时间，严惩了恶贯满盈的二一五团。

1962年初，就是刘胡兰牺牲15周年的时候，部队派我去慰问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母亲胡文秀。刘妈妈拉着我的手说：“老赵啊，胡兰子要是活到现在的话也不过30岁，她没有看到今天的好日子，可是你们老部队还记得她，记得我们，全国老老少少都记得她，我们也有了安慰。”

我说了一些慰问的话，接着去刘胡兰陵园瞻仰。刘胡兰的烈士陵园规模很大，一进门就是一个高大的建筑。首先看到的是毛主席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再接着是郭沫若写的刘胡兰的生平碑文，然后是刘胡兰的像，汉白玉雕，是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雕塑的，再进去是刘胡兰的坟墓，像小山一样，中国式的，长满了青草，下面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两旁是与刘胡兰同时牺牲的六位烈士的墓碑。

我又去了观音庙，观音庙是保存下来作为陵园的纪念地。观音庙前写着“刘胡兰等七烈士就义处”，三把铡刀还放在那里。

我去的那天正好下着雪，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1947年那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想起了刘胡兰，我们去的几位同志都掉下了眼泪，在那里献了花。刘胡兰是永生的，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最后的告白

刘胡兰在母亲跟前是个稚气未失的孩子，然而她转过身来面对敌人却是那样威严，挺着胸，昂着头，斩钉截铁地说：“布匹藏在哪里我不知道。共产党员也就是我一个，别的不告诉你们。说吧，咋个死法?”敌人暴跳如雷：“你要是不说，也和那六个一样，铡死!”“怕死的，就不是共产党!”说罢，她向铡刀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