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北庭故城南门考古记事

　　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大唐在东天山北坡北庭故地设立“庭州府”，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改“庭州府”为“北庭大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的广大西域草原地带。该时期北庭大都护府大兴土木，扩城池建佛寺，先后建有“应运太宁寺”、“高台寺”、“龙兴寺”等，我们现在依然可以看到的北庭故城遗址和其中的西大寺、5号、6号佛教建筑遗址便应该是那时的产物。

 

　　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部自鄂尔浑河流域大举西迁，其中一部分定居北庭一带，北庭都护府城池被其沿用。回鹘人原在漠北时，信奉摩尼教，于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高昌回鹘政权建立后，始皈依佛教。北庭故城西大寺遗址壁画中，现存有“亦都护(高昌国王)”、“长史”、“公主”之像。元惠宗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秃黑鲁贴木儿之子即位察合台汗，在位期间曾对别十八里和高昌地区进行“圣战”，毁坏城池、捣毁佛寺、杀害佛教僧侣，强迫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北庭故城毁于斯时。

 

　　北庭故城为内外两重城，城墙均系夯筑，形制基本一致。内外城都有敌台、角楼和较密集的马面，外城还有曲折的瓮城，北有羊马城，城墙之外均有宽阔的护城濠。平面布局和构筑特点完全反映了中原传统筑城技法在西域地区的推广使用之典范。古城规模之宏大、规划之周详、防守之严密与北庭大都护府的政治、军事地位及其作为中亚草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完全相符合。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外国探险队和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对这座古城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也测绘了详略不一的平面图。

 

　　我们的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北庭故城有内外两重，外城平面呈南北方向的不规则长方形，周长4596米，四角有角楼，城墙有外凸的马面和敌台，东、西、南、北墙中部各有城门一座，北墙中部外还有一座与北墙相接的近长方形（170×117米）的羊马城；内城位于外城中偏东北部，周长3003米。内外城外均有环壕。 

    

　　2016年7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再次进驻新疆吉木莎尔县北庭故城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地点为古城南城门遗址与关联外城城墙遗址。预期的学术目标是初步搞清南城城门与城墙构筑年代、构筑方式，以及是否存在多次修葺、增建、扩建等现象。

    

　　南城门位于南墙中部，门址已毁成大豁口，一条乡村公路从中间通过。公路西侧残存两座南北相对间距约15米的小夯土台，其中北座小夯土台与西面和东面的城墙呈一条直线；从地形来看，南门外的环壕在此并非呈直线，而是向外突出，环壕的宽度亦变小。以此判断，南门有瓮城，这两个夯筑台即为瓮城西墙墙体残存部分。

 

图四、考古发掘的区域（航拍，东——西）
 

图五、南门西侧的“土墩”——瓮城西墙残迹（东——西）
 

 

　　现阶段考古发掘的一条位于南门西侧长三十多米，深0.6—1.5米不等的的探沟，沿着一段马面残体东缘，从北向南阶梯状延伸进入城壕。探沟剖面清楚地显示出马面和城墙（残存一小段城墙遗迹）下一条近于水平的地层线，该地层线以上均为夯土层，夯层厚6——10厘米不等，土色多呈黄色，部分呈灰色或灰褐色（与土的来源有关），夯层的连续性强，应为一次性夯筑而成；夯层以下为较厚的灰色土，土质较杂，其中夹有具有唐代特征的陶器残片、方砖残块等及一些碎畜骨，在探沟中段一处夯层下约10厘米的灰色土层中，出土一枚开元通宝。从迹象分析，此段的夯层建筑并非如一些调查资料所说的“（城墙）直接建于原生土上”，而是建于唐代地面之上。

图七、发掘中的探沟（南——北）
 

图八、在考古队员的带领下，民工们已熟练掌握地层、土色的辨识和寻找夯窝
 

图九、探沟的北段（北——南）
 

图十、探沟剖面上的马面夯层（东南——西北）
 

图十一、夯层与夯窝（北——南）
 

图十二、马面下唐代地层中出土的陶器口沿残片
 

图十三、马面下唐代地层中出土的陶器耳部残片
 

图十四、马面下唐代地层中出土的残石磨
 

图十五、城墙下唐代地层中出土的开元通宝
 

 

　　城外有环城壕沟，城墙和马面与壕沟之间有缓坡斜台。探沟剖面显示，缓坡斜台至上而下有现代堆积、现代路土、含杂唐代遗物的地层与路土。缓坡斜台下的壕沟边缘的地面为现代坍塌堆积土，堆积土下有一层灰色杂土，局部比较坚硬，土质呈片状和水平纹理状，含夹有钧瓷碎片，再下为坍落的含杂有唐代陶片等遗物的灰色地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78岁的蒋忠义老师对这段地层十分关注，他分析推断，这层含杂有钧瓷片的地层为宋代的堆积与路面，叠压在唐代的坍落地层上。从整体观察，城墙、马面夯层之下的灰色土层中，含杂的遗物均为唐代的遗物，未发现宋代的遗物。从地层学的角度来看，此段城墙与马面建于唐代地层之上，宋代地层又叠压在唐代地层之上，其年代肯定早于宋代，为唐代建筑无疑。

 

　　这一考古结论，对于认识和解决北庭故城的建筑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就是说直接证明了现有古城遗址、遗迹均为唐代建筑。探沟剖面地层还显示，唐代城外有便道，位于城墙之下的缓坡斜台上；宋代外移至壕沟的边缘。

图十七、城墙外斜向环壕的部分地层（东——西）
 

图十八、考古老专家蒋忠义在观察地层
 

    

　　最新的考古工作表明北庭故城南城城门、城墙均始建于唐代，至于唐代初始建设年代还需要进一步资料分析、标本测试等研究工作进展来确认。从城墙墙根部分发现的地层堆积情况来看，宋代回鹘沿用北庭都护府城池时原城保存状况良好。回鹘人并未大规模扩建，甚至连唐代自然损坏堆积在城墙外墙根部的堆土都没有清理，只是不再使用唐时紧贴城外墙位于城墙之下的缓坡斜台上的便道，而是把便道外移到城墙外侧至护城壕壕沟的边缘。也就是说懒得清理接手后城池城墙墙根的堆土，只是在堆土外围重新走出了一条新的便道。

 

　　其他调查工作也表明北庭故城遗址现存马面、敌台、角楼和瓮城等都使用了絍木的筑城方法，内外城现存城门遗址还完整保存了过梁式木构城门洞，留存有完整的排叉柱痕迹。马面、敌台、角楼、瓮城和羊马城等的设置是唐代盛行的军事性防御城池构筑方法，过梁式木构城门洞盛行于唐代（宋代因火药广泛使用木构城门逐渐废弃至元代已完全改为砖券门洞）。北庭故城平面布局和构筑特点完全反映了我国中原地区传统的筑城技法在西域地区推广使用的历史真实情况。而古城规模之宏大、规划之周详、防守之严密是与北庭大都护府的政治、军事地位及其作为天山以北广大中亚草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地位完全相符合的。

 

　　总之，北庭故城是一座规模宏大，平面规制布局、筑城特点技法等均采用中原传统建筑规范与工艺模式的西域大型城池。它不仅发映出北庭大都护府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和大唐风范，而且其规模也显示出其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目前，考古清理发现的南城城门、城墙、马面、瓮城的规模、形制已经为北庭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的下一步工作提供了条件：一是对现有遗址、遗迹的有效保护与展示提供了依据；二是对于北庭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复原北庭大都护府南城城门原貌，再现大唐北庭城（北庭大都护府）当年雄峙西域、藐视一切的王朝气象，提供了基础学术根据。

 

　　至于现存整个北庭古城遗址（有人认为内城建于高昌回鹘时期，外城现有遗迹、遗址均为宋代回鹘时期重修）是否都是同一时期所建；古城遗址始建于庭州时期或北庭大都护府时期，还是建于北庭节度使时期等问题，目前的发掘工作虽然仅为开端，揭露的面积、部位有限，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部分疑问。眼下我们已经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北庭故城遗址现有规模完全为唐代构筑。现在的古城遗址毫无疑问就是当年大唐统治中亚天山以北广大草原地带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丝绸之路古代天山道的关键核心节点。当然，北庭故城遗址的形制布局和其他关联问题的解决仍缺乏更加详细的考古依据，但是随着下一步考古工作计划的逐步实施一定又会不断地有新的考古收获。更多更新的北庭故城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以期待也值得期待。

    

　　今年考古队取得的阶段性考古成果，除了考古队员们的辛勤工作之外，还得益于吉木萨尔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县委郝书记多次亲自协调北庭故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并亲临发掘工地视察，看望和慰问不间断在烈日下工作的考古队员。另外，光明日报、新疆亚心网等媒体记者不辞劳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和成果的报道。            

图二十二、光明日报记者王瑟在考古工地采访（北——南）
 

                                                                      

考古领队：巫新华

参加工作人员：蒋忠义、覃大海、陈代明、江玉杰、罗喻、张丁  

执笔：巫新华、覃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