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天勤民”玺从何来？康雍乾三帝都曾铸造

◎孔勇

据悉，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将于4月6日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拍卖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起拍价高达5000万港币。单是这个数字，即可见其价值不凡，珍贵异常。另据拍卖方透露的消息，该玺材质为檀香木，印面10.15厘米见方，通高11厘米，印台高4.2厘米，印文“敬天勤民”以九叠篆刻成(九叠篆：用于印章的一种篆字别体)。

尽管该玺确属精品，但从材质、规模的角度而论，也不能说是冠绝古今，秒杀同类。“敬天勤民”的印文，更是通俗易懂，不显高深。那么，除了拍卖方所说“此玺为中国历来在位时间最长、最强大的君主——康熙皇帝的最大型、最重要的印玺”之外，它的奥妙还有哪些呢?

制作流程复杂 清帝宝玺的自带属性

印章，是我们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一件东西。处理公事，需要公章;交涉私事，需要私印。不乏情趣的文人雅士、书画作家，还会制作一些闲章，既能传达寓意，也可突显格调。最实用者，印章还是个人的一张名片，斋名堂号，镌刻其中，大有“见章如见人”之意。秦朝以前的印章本是君臣百姓共用，没甚分别。秦朝确立帝制之后，“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无论是名称，还是材质，印章都成了划分身份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古代的帝王君主、骚人墨客们，早已做出了表率。从取材用工，到选词择句，都极尽所能，煞费心思，不知领先我们多少年。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无疑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说到清朝的宝玺，可谓集历代之大成，在种类、质地、工艺及蕴意方面，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有以国家名义颁布诏令时所用的各类“御宝”，还有专为皇帝打造的多种闲章。单以闲章的印文内容而言，有学者将其分为五类。一是爵位姓名年号玺。如康熙帝的“康熙御笔之宝”、雍正帝的“雍正御览之宝”、乾隆帝的“乾隆鉴赏”等。二是宫殿玺。顾名思义，即皇帝在某地处理政事时所用的宝玺，如“圆明园勤政殿之宝”。三是鉴藏玺。此类可用乾隆帝的“三希堂精鉴玺”为例。四是嘉言及诗词玺。清帝制作此玺，往往用来赏玩或自警，比如康熙帝的“戒之在得”玺、“惜寸阴”玺等。五是花押玺。即将花押式样刻入印章，如雍正帝的“无思”押。

名目繁多的皇帝宝玺，并非仓促制作，任意为之，而是有一套复杂、精细的流程。据载，“凡铸造宝印，礼部铸印局职掌。印文清文左，汉文右。字样由内院撰发，金银硼砂于户部移取，物料于工部移取，祭物于光禄寺移取。”也就是说，先是礼部根据需要上奏制玺，皇帝批示同意后，交造办处做成清样，再请皇帝御览。如果一切都没问题，由钦天监选定良辰吉日，交礼部铸印局铸造。制成之后，另需行礼祭告，以表诚敬。小小一方宝玺，牵涉到多个部门和程序，足可见其重要。而在选材方面，清帝的宝玺主要有玉、石、木三种。我们所熟知的和田玉、寿山石、檀香木，都是常用的上佳原料。康熙帝“敬天勤民”玺便是用上好的檀香木制成。

此玺非彼玺 康雍乾三帝都有“敬天勤民”玺

由于康熙帝“敬天勤民”玺一度流落失散，难见实物，所以以往对它的了解只能从文献得知。也正因此，产生了不小的误会。乾隆朝在整理清宫宝玺时，曾编过《康熙宝薮》和《乾隆宝薮》，分别记载康熙朝和当时的宝玺类目。不过，《康熙宝薮》中描述“敬天勤民”玺时，只简单记载了其印文和用途，至于材质、铸造等情况，则语焉不详。反倒是乾隆帝曾留下了一段珍贵文字。他在《敬天勤民宝四言诗》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敬天勤民”玺的流传和保存细节，如其所说： “皇祖御书钤用诸玺，皇考制箱以藏之，唯留是宝于外以钤用御书。予小子敬遵成典，收藏皇考御宝时亦留是宝于外，常钤用焉。是宝也，经三世而一例宝用，且将垂之奕禩而无穷”。

从乾隆帝的字面意思来看，康熙时确曾铸造“敬天勤民”玺，放在了议政的重要场所乾清宫中。雍正帝继位之后，将康熙时的其他宝玺都打包放在箱子里，唯独留下该玺，继续使用。直到乾隆朝，“敬天勤民”玺仍在沿用，也就是乾隆帝所说的三世而用。然而，宝玺研究专家郭福祥先生在故宫文物库房中曾发现过两方白玉质“敬天勤民”玺，一方完好，一方有所破损，均非档案中所载的康熙帝的檀香木“敬天勤民”玺。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对照这两件实物和前面提到的《乾隆宝薮》的记述，可以判定乾隆时也确实使用过白玉质的“敬天勤民”玺。据郭福祥先生考证，所谓雍正初年曾将康熙帝“敬天勤民”玺留在箱外，其实际情况应是，雍正帝将康熙时的檀香木宝玺放在了宝箱中，又单独铸造了一方白玉的“敬天勤民”玺，只不过放在了同样的位置 ——乾清宫。乾隆帝沿用该白玉玺，直到嘉庆初年，乾清宫大火将此玺烧损，即是今日留存的残破宝玺。于是，当时已为太上皇的乾隆帝下令再次铸造了一方“敬天勤民”玺。也就是说，此玺非彼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都曾铸造过“敬天勤民”玺。只不过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不见实物，加上乾隆帝的描述有含糊之处，进而造成了张冠李戴的情况。

“敬天勤民” 堪称清代一个重要“关键词”

对寻常人来说，印章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材质、工艺等方面。但对富有四海的皇帝而言，无论是檀香木，还是白玉，都不足为奇，这也是为什么乾隆帝等人并不费笔墨描述“敬天勤民”玺的细节。他们所真正重视的乃是文字寓意，以及借此传达出来的治国思想和理念。正如乾隆帝所说：“岂以追琢其章哉?盖取义有足重耳”。

在君主专制的社会，皇帝注重“天人感应”，讲求“君权天授”。从登基即位，到治政理民，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上天的注视和监督。如果行为不当，必当引起天怒人怨，进而危及王朝的统治。尤其对于清朝来说，他们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本身就有点不够正统，所以更花力气来论证自身的合法性。一方面宣扬 “敬天”，如清帝频繁到天坛祈年殿祭祀天神;另一方面则脚踏实地的“勤民”，施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通过这些，希望得到上天和百姓的合力支持。

康雍乾三帝不仅相继铸造了“敬天勤民”玺用来自警，而且也时刻贯彻到了其治国实践中。例如，康熙三十六年京师发生了一次小地震，但康熙帝以为是自己行为有失，上天示警，便做出了深刻反省：“朕自临御以来，早夜孜孜，以敬天勤民为念，不敢少有逸豫。偶遇灾变，则尤悚然靡宁。今次地震，朕心不胜兢惕。”后来，雍正帝评述其父亲时，也说康熙帝在位六十余年，“敬天勤民。始终如一”。而雍正帝本人，在即位之初便把“敬天勤民”作为座右铭，正所谓“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知者”。后来又总结说：“总之为君为臣之道，只有敬天勤民二端。”相较父祖，乾隆帝进一步论述了敬天勤民的重要性，已达到“固无一时可释”、“未敢一息稍懈”的境界。

清帝不仅自身践行“敬天勤民”，还将其推及文武百官和子孙后代，堪称清代的一个“关键词”。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乾隆五十年时，乾隆帝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但仍亲自祭祀先农坛，祈求来年国家风调雨顺，百姓五谷丰登。他不无自负地说，像自己这样的高龄皇帝本来就少，而能够亲自祭天祭地者，更是凤毛麟角。之所以如此，乃在于自己对上天的敬重和对百姓的爱戴，以此保佑王朝稳固。并且还规定，以后的皇帝子孙们，六十岁以下的都要亲自行礼祭祀，超过六十岁则视身体状况，由礼部和皇帝协商确定。究其原因，乾隆帝说得很明白，“我子孙果能效法祖宗及朕之敬天勤民……实可万年无弊”。

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看似古朴不华，实则庄重珍贵。就像它的印文“敬天勤民”一样，浅显通俗的背后，实则是无穷的治理智慧。“敬天勤民”不是一句口号，唯有付诸实行，坚持不怠，才能确保统治稳固。这也正是这块康熙宝玺价值不菲的深层原因之所在。

(参考文献：《清实录》 《大清会典》 郭福祥著《明清帝后玺印》)

供图/孔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