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地下党潜伏14年 被誉“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她追求光明

为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

离家出走后走上革命之路

档案资料中记载，沈安娜的父亲思想开通，从小就教沈安娜读书习字，她十三四岁就能熟练写楷书、行书，生性聪颖，学习优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安娜受到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为了摆脱封建家庭包办婚姻的束缚，于1932年和姐姐沈伊娜一起，离家出走，去往上海。

她怀着“做个独立新女性”的愿望，希望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然而，看不到中国前途的她内心非常苦闷。《画传》中记载，1932年秋，沈安娜入读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在恩师毛啸岑夫妇家拜年时，她结识了华明之，华明之的领导王学文让其好好启发沈安娜的革命思想。对沈安娜、华明之来说，被称为“舅舅”、“老李”的王学文，是他们情报工作的第一位领导，也是言传身教的好老师。

华明之的族亲华金生对记者说，1934年7月，沈安娜因为无钱交学费，不得不离开“南洋商高”，这年秋天，她到“上海邴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速记，以便独立谋生。在此期间，沈安娜学的是“邴勋速记”，日后又在“邴勋速记”的基础上，创写了自己的速联符号，在旁人看来，那更是“天书”、“密码”了。

这年冬天，对于沈安娜来说是个转折。档案资料记载，11月，浙江省政府派员来学校招收速记员，校长推荐了已学速记三个多月的三名学员去实习应考，沈安娜便是其中一位。但是沈安娜并不愿意到“官宦衙门”去。华明之将情况向“中央特科”王学文做了报告。王学文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便让华明之以及沈安娜的姐姐姐夫对其进行启发。沈安娜表示“我要革命，我不怕死。”为表示革命决心，沈安娜的姐夫舒曰信给她们姐妹起了苏联姑娘的名字以寓意人生新起点，一个叫“安娜”，一个叫“伊娜”，名字仅限亲人、同志间使用，对外仍称原来的名字。沈安娜谨记党组织嘱托，独自一人去了杭州，在速记技巧已胜人一筹的基础上，继续刻苦学习，一个月后，她以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毛笔字，在浙江省政府机关脱颖而出被正式录用，成为议事科唯一的一名女速记员。1935年1月，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中央特科”一员，走上革命道路。

她聪慧能干

独创了一种速联符号

蒋介石主持的会议她当速记员

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的主要工作是给重要会议讲话作速记，整理各种文件，其中不乏绝密文件。当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长征。历史资料记载，当时蒋介石指示浙江省政府围剿留在闽浙赣、皖浙赣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沈安娜获取这些情报后，便记录下来。

1935年初的一天，沈安娜接到姐姐的暗语密信，她机灵地抽取一些尚未销毁的机密文件和高层会议速记，与衣服混装在一只小皮箱，坐火车回到上海。她一进门便神秘地说：“我给‘舅舅’带来了‘见面礼’。”王学文看到这些剿匪文件后，兴奋地说：“沈安娜一炮打响！”

随后，华明之在王学文的指示下到杭州专门对沈安娜进行情报工作指导、协助和掩护，及时将情报装进香烟盒或者火柴盒中传递出来。在外人看来，二人是一对恋人。当年秋天，经党组织批准，两人在上海成婚。从此，两人开始了“夫妻情报组流水作业”，沈安娜获得情报后，华明之细心帮助整编、密写、密藏，源源不断地送到上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杭州相继沦陷，沈安娜、华明之与党以及所有亲人失去联系。他们决定到武汉找组织。1938年春，沈安娜辗转到达武汉，在这里意外遇见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在他政治保证和引荐下，沈安娜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他们交代给沈安娜一项重要、紧迫的任务：打进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继续搜集情报。

见面的第二天，沈安娜去当时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求见朱家骅，请求安排工作，为党国效劳，朱家骅是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时的上司，十分赏识沈安娜。由于机要速记必须是国民党员，朱家骅给沈安娜办理了证件，证件编号前注有“特”字，意思是“特别入党”，暗示来头大、后台硬，为沈安娜的谍报生涯增添了保护色。

资料记载，沈安娜毫无悬念地进入中央党部，为使工作更加安全、缜密，沈安娜独创了一种速联符号，自信“天地知我知”。沈安娜的女儿华克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从此，沈安娜秘密打入国民党高层核心机要部门，在各种高官要员以及蒋介石等主持的会议上做速记。沈安娜的女儿华克放回忆道，母亲是中央党部高级速记员，一般重要会议需要两名速记员，母亲便是其中一位，另外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高层绝密小范围会议，也是母亲做速记。

而此时的华明之也在党组织安排下，在另一国民党机关谋了职位，两人开始并肩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一干十余载。

档案资料记载，沈安娜利用国民党中央总部工作的机会，获取的情报不仅有数量而且有质量。1941年，沈安娜为了拿到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报告草案，虽然已怀孕八个月，仍气喘吁吁坚持上班。由于草案不便带出，她便练就了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强记本领，然后用速联符号记下来，顺利完成任务。

在国民党内部做潜伏，随时有生命危险。华克放讲述了她父母所经历的生死考验。

她沉着冷静

上级被捕后没露丝毫破绽

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华克放对记者说，“1942年，父母的上级领导是南方局派来的徐仲航，在正常约定的时间，他没有来，等了很长时间也没动静，但情报又不能总藏在家中，于是母亲写信到徐仲航的工作单位，说，徐先生，孩子生病借了你一点钱，但这个月工资不够开销，请你原谅，下个月再还。”

很快，就有小特务前来威胁：你怎么还给他写信啊，他是共党，被抓起来了！虽然沈安娜内心很紧张，但表现得很镇静：“小职员借几个钱算得了什么，有什么事找朱(家骅)秘书长去。”华克放说，过了几天，中央党部的几个人在下班前冲进母亲办公室，连说两声“徐仲航被枪毙了”以此作威胁，母亲知道他们在诈她，心想，如果面露紧张，岂不是正中奸计吗？想着，就将手中的钥匙狠狠扔在桌上，“你们说这话什么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发了一顿火把他们轰走了。回去后赶紧将竹竿、饼干桶里的情报烧毁处理掉。

沈安娜和华明之想到了最坏的结果，沈安娜安慰丈夫，如果自己进去了，要保护好孩子们。然而，硬汉徐仲航在被捕后，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保住了党的秘密。华克放表示，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到了宋美龄身边当速记。她的机灵和速记水平以及小楷让宋美龄很喜欢，也赢得了宋美龄的信任，为沈安娜又多了一把保护伞。

扬子晚报记者在锡山区档案馆馆藏资料中看到，1942年秋至1945年是沈安娜和华明之一生中最痛苦、难熬的岁月。由于徐仲航被捕，他们处境险恶，无法与党组织联系，心情极度压抑。再加上一家人接连得病，令人心力交瘁，他们在十平米的陋室里翘首企盼党组织来联络，但是，敲门声却沉寂了三年。

尽管联系中断，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两人一如既往地搜集、整理、密藏情报，失效后，再亲手销毁，无数次这样无奈的循环。在这期间，国民党要给沈安娜升职，沈安娜以速记更重要为由拒绝。一些国民党政要看他们一家居住局促，提出要调换一处住房，也被拒绝。因为沈安娜知道，速记工作是情报来源地，而那个破烂的家，是与党组织秘密接头的联络点，不能轻易搬迁。

华明之安慰妻子“把埋伏当蛰伏，总会有‘惊蛰’的一天。”便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三年后，终于等到抗战胜利，久违的敲门声音响起。党组织委派吴克坚同志到重庆与二人接上头。恢复联系后，他们及时向吴克坚报送了国共和谈期间，国民党阴谋挑起内战等重要情报。周恩来对这时期的情报给予“迅速、准确”的嘉奖。

档案资料中记载，1949年4月，吴克坚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不必随国民党南下了。沈安娜知道，黎明即将到来，便全身而退，悄然离开南京，回到了上海。5月份上海解放，沈安娜长达14年的地下谍报生涯宣告结束。

由于沈安娜的出色工作，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邓颖超同志评价沈安娜和华明之夫妇时称赞道：“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台后，配合得很好，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和华明之分别进入国家安全局和上海国家安全局工作，直到1983年离休。她离休后，亲笔撰写了回忆录等材料，留下了珍贵的工作史料和精神财富。

2010年6月，沈安娜女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