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述“崔健摇滚”三十年 “舞台更让我放松灵魂”

晨报记者 徐 宁

崔健将于9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滚动三十”演唱会，昨日，他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

三十年前，在那个“一无所有”的年代，崔健的摇滚乐如平地惊雷，唱出一代中国人的困惑与呐喊，激起万千共鸣。从此，崔健的名字镌刻在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丰碑上。三十年后，接触摇滚的途径没那么难了，年轻的摇滚乐队层出不穷，崔健拥有被人供奉的音乐地位和一把受人尊敬的硬骨头，几乎鲜有人对他质疑。

从当年工人体育馆唱响“你曾经问个不休”，到相隔不远的“体育场”，崔健走了三十年，算下来每两米走了一年。走着走着，时代变了，人们不禁要问：听崔健，真的老了吗？

昨日，崔健说，任何对年代强行划分的行为都是法西斯。

《一无所有》不只属于他

崔健在巡演海报上的人物形象是黑色的，帽子上的红色五角星分外醒目，海报上写着：献给一无所有的一代人。1986《一无所有》——2016《死不回头》……有人发出一阵讪笑：现在谁还一无所有，谁还死不回头？

台下一水的年轻记者，崔健的年纪最大。台上的崔健微笑着，帽檐遮住眼睛，眼袋格外刺眼。对于53岁的崔健，最不想看到自己从横扫千军的英雄，变成中年人怀旧的对象和一小撮人坚持追随的光。

“现在听崔健是不是一种情怀？”崔健听完记者的提问，坦言这是他最不想面对的困扰。“你这是批评还是夸赞？”崔健反问，“我常听到有人说我们怎样怎样，你们怎样怎样，这表明了隔阂……我不主张划分年龄层，我身边也有一些同龄人，认为摇滚乐是在毒害他们的孩子……所以说，情怀是不能超越生理的，喜欢就是喜欢，是人体荷尔蒙的反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倘若强行进行年代划分，我觉得这种做法是非常法西斯的。”

崔健坦言，现在提崔健这个名字，有人会一愣；提“摇滚教父”，有人会茫然；而说到“一无所有”，人们才会恍然大悟。崔健说：“没有《一无所有》，就没有今天我们坐下来聊天的机会。《一无所有》是时间标签，其他歌都在它之后，三十年就是《一无所有》的三十年，是大家共同的三十年。我是这首歌的受益者，而不是它的操控者——我在公众场合配合他们（对这首歌有感情的人），完成他们想做的事——每个人都想把这个作品变成自己的。”

演出目前只确定北京一站，崔健说自己的状态不适合大型演出，“我喜欢大汗淋漓。演出前我告诉自己，每一次付出都一样，能演给五百人看，为什么不演给几万人看？我会把演出当成健身，什么压力都没有。我觉得舞台上比床上更让我的灵魂得到休息”。

“滚动三十”尝试新风格

“滚动三十”演唱会，场地设计找来了设计师马岩松，马岩松知道崔健缺钱，友情价跟他一起承担风险，崔健很感激。所以，他也一直强调，这场演唱会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三十年”的背后有很多人共同参与。

“我相信观众看腻了脚手架，我们设计了大型舞台，这样的舞台设计能让很多创意人才释放才能。我试图增加新鲜感，预设有抛物运动表演，需要一些道具和观众配合，但是很遗憾，没能把所有想法付诸实际。”崔健把眼睛眯起来，呈现一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躁动，“演员不能上观众席，观众必须在位子上看演出……这都是摆在我面前的难题”。

即便这样，崔健尽量做到坚持自己，依然是一把硬骨头。“老崔没变。”崔健的朋友说。崔健则笑说：“我也想听人家说我有变化啊。”

不是“歌手”是“匠人”

1986年，北大86级学生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歌迷会。昨天的记者会，其中一位代表上台发言，“我第一次听到《一无所有》，是刚进北大的时候，我拿着热水瓶打开水，校广播站放了这首歌，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音乐，我不能往前走了，有一种反叛和激情，内心有情绪无法表达，这首歌表达出了我的心声……崔健摇滚的呐喊，伴随着我们从北大食堂到世界各地”。

崔健讨厌“歌迷”这个词，“我不希望他们是歌迷，我更希望他们是知音”，于是，国内的歌迷会改为后援会，日本的歌迷会改为“新长征会”。“这是我的福分，《一无所有》改变我太多，但其实本质并没改变，改变最大的是商业坏境的改变，所以说在一个经济超速发展的时代，文化只是记录。”崔健说，“我期待的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远远超越商业环境”。

崔健一再强调，自己做这场演唱会的目的“不是怀旧”，“我甚至反对怀旧，我一直在拓展新的空间，如果我怀旧，我就能写出20张作品了”，他格外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演出。“我认为重复过去，重复自己的荣誉，就是消耗自己。我宁可做得慢也不愿意重复，只要是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我都愿意去尝试，也是学习的过程，让自己强大起来，我什么都要自己来。”据悉，此次崔健找来 The Police 乐队的前鼓手Stewart Copeland担任嘉宾，他们有望在《苦瓜树》或《飞鸟与鱼》中合作。

他不愿意用“摇滚教父”来给自己定位，因为他还有很多领域需要拓展，所以他喜欢和年轻人接触。他也不喜欢“歌手”这个称谓，他更喜欢用“匠人”这个词。（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