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一点思考

2012年10月，从遥远的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消息，中国作家莫言荣膺当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举国一片欢腾雀跃。之所以会如此，盖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渴盼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形成了若干个焦虑的情结。一个是奥运会情结，一个是世博会情结，另外一个，就是曾经影响文学界很多年的诺奖情结。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中国作家获得诺奖，的确成了缠绕中国文学界多年的一个梦想。莫言的获奖，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此种情结。倘若我们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诺奖看作代表现代西方文学主流审美趣味的一个重要奖项，那么，莫言获奖的事实，实质上也就意味着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现代汉语写作已经得到了西方文学界的高度认可。而这，事实上也就说明中国文学界曾经期盼多年的所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已然不再是空洞的梦想。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莫言荣膺诺奖之后不久的2014年，又有利好消息从西方传来。中国作家阎连科获得了2014年度的卡夫卡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设立于2001年，是为了纪念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而专门创设的一个文学奖项，该奖项每年评选一次，主要颁给那些作品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作家。虽然说设立的时间不长，而且奖金也仅仅有一万美元，但因为十多年来的获奖者，比如耶利内克、品特、村上春树、罗斯、克利玛、哈维尔、奥兹等，都属于世界范围内口碑极佳的优秀作家，所以一时之间声名鹊起，已经成为业界颇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从这个意义上说，阎连科的获奖，其重要意义自然也不容小觑。

    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以上作家的存在与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文坛割裂开来。这就是说，二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水涨船高的互动关系。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强调：“一方面，我们当然要肯定莫言小说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莫言的获奖，与他背后所实际存在着的一个汉语写作高原之间，存在着某种无法剥离的重要关系。就我自己一种长期的阅读理解，我觉得，最起码如下这些中国作家的实际写作水准，也都已经达到或者说接近了诺奖所要求达到的那样一种思想艺术高度。请让我把这些作家的名字罗列在这里，他们是贾平凹、王蒙、史铁生、王安忆、陈忠实、阎连科、韩少功、张炜、北岛、铁凝、李锐、于坚、格非、阿来等等。毫无疑问，无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获奖，一点都不会显得很意外。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与莫言一起，以他们足够丰富的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支撑起了我前面所说的那个现代汉语写作的高原。”到底有哪些作家可以被纳入这里所提出的“汉语写作高原”之中，肯定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允许展开充分的讨论，但这样一个“汉语写作高原”的存在本身，却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

    强调“汉语写作高原”的存在，意在强调当代文学高端思想艺术成就的取得。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涉及一个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命题。实际上，早在差不多十年前的2005年，我们就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2005年，在大连召开的中国小说学会的一次年会上，王春林曾经做过一个大会发言。在会后的会议综述中，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记录：“毕光明通过对一些短篇小说文本的分析，指认一个小说经典正在生成时代的到来，而山西大学王春林则从自己近几年来对长篇小说的追踪式阅读体验来确证毕光明观点的合理有效性。他认为最起码如莫言《檀香刑》、王蒙《青狐》、贾平凹《秦腔》、格非《人面桃花》、阎连科《受活》、刘醒龙《圣天门口》、李洱《花腔》等，均可被视作优秀的带有明显经典意味的长篇小说。从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来看，我们似乎总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身边有巨人存在，有杰作产生。这样的一种漠视当下文学现实的心态显然是不可取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样一种文学现实的存在，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文学、小说经典生成的时代正在到来。”（马相武《让小说在全球化中释放魅力——中国小说学会第八届年会综述》，见中国作家网2008年6月22日）

    伴随着时间的自然顺序推移，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在当下时代，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学界引起极大的争议，关键的焦点集中在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在当下时代是否可能的问题上。在一些朋友看来，既然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需要经过时间与历史的残酷淘洗与检验，那么，在当下时代讨论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作家是否经典，就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他们的基本看法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只应该交给时间和未来，与置身于当下时代的我们并不发生什么关系。对于这些朋友的看法，我们的立场是，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究竟是否经典，必须经过时间与历史的淘洗与检验，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当代人在这个问题上就失去了辨析与发言的权利。面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从根本上说，绝对是一个动态化的漫长过程。虽然当代人并不能决定哪一个作家或者哪一部作品就是经典，但他却绝对拥有着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只不过，他在经典化问题上的看法也同样需要接受时间与历史的淘洗和检验而已。这一方面的一个现成例子，就是1930年代初中期由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杰出编辑赵家璧先生主持编辑的多达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辑）的编选对象，是1917年—1927年这段习惯上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间的新文学作品。参照当下时代，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书写架构，你就不难发现其中赵家璧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辑）突出的辐射影响。我觉得，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这套《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辑）的编选，视作置身于历史现场中的同代人对于同代人文学创作的经典化辨析。倘若说20世纪30年代的赵家璧们可以完成对于他们同时代作品的经典化努力，那置身于当下时代的我们，又为什么不可以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充分地发表我们自己明确的观点与看法呢？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承认文学批评拥有批判与反思的说“不”功能，但在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所应该拥有的做出肯定性价值判断的说“是”的功能也不容忽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批评更应该是一种发现的事业，如何以自己的慧眼和勇气在数量众多的作品中发现精品佳作，发现未来的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且让我们这些真正有志于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学者同道共同努力，用自己扎扎实实的文学批评工作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作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作者单位：崔昕平，太原学院中文系；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