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我们面包的人”

　　“比果园更翠绿的土地/比庄稼更金黄的土地/比葡萄更红火的土地/踩上去多么甜蜜！”

　　这是诗人米斯特拉尔献给祖国智利的颂歌。

　　智利矗立在太平洋东岸，安第斯山脉西麓，狭长得如一道长长的叹息，与中国这片广袤大陆远隔太平洋遥遥相望。心与心之间可以无限远也可以无限近，再广阔的地理距离也分割不了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智利坚决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是南美洲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之外，还有一条紧密的文学纽带将中国和智利紧紧联系在一起。北京公园里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塑像静静伫立着，恋人们轻轻絮说着“我将把我的话语缀成绵延无尽的项链”，青年人的笔记本上记着波拉尼奥写就的一本本书目。文学，仿佛拥有魔力的棱镜，克服了语言的差异，跨越了太平洋的距离，引领中国读者走入智利多彩的诗歌世界。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聂鲁达

　　巴勃罗·聂鲁达是我国读者最早熟悉的西班牙语美洲诗人。1951年8月，他代表国际和平委员会来到北京，为宋庆龄颁发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这是聂鲁达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距此20多年前，未及而立的诗人曾途经上海赴缅甸仰光就任领事，见识过东方冒险家乐园的光怪陆离，看到过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积弱贫穷：

　　“中国啊，长久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你的形象/只是西方人故意为他们自己描绘的/你是那样的衰老，你是那样的凋残/永远的贫困/一只空了的饭碗/在一座古庙的门口。”

　　新中国换了新天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目睹新旧中国的巨大变化，聂鲁达心潮澎湃，创作了长诗《向中国致敬》献给在东方冉冉升起的年轻共和国，讴歌人类解放的新篇章：

　　“青年和老人/他们发出了天真的微笑/我们看见了生命。”

　　聂鲁达少年早慧，13岁时开始在地方刊物上发表作品，20岁时已凭借《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蜚声诗坛，深受读者热爱，也奠定了其西班牙语现代抒情诗大师的地位。

　　无论是政治诗的清澈纯净，豪迈激昂；爱情诗的奔放匀称，热烈悱恻；《大地上的居所》的奇诡失衡，混沌莫测；《慢歌》的雄浑质朴，溢彩磅礴；还是《疑问集》的洗练简洁，哲思绵绵……聂鲁达的诗句总能轻而易举叩动太平洋彼岸中文读者的心弦，让我们在转瞬而逝的节奏中被爱恋和激情触摸，在词语的拥抱中被孤独和关切浸润，在意象的森林中穿越大地和心灵的广博。在聂鲁达的笔下，诗歌的“形式和内容处在像数字般精确一致的关系中”，仿佛“一种燃烧着生命精华的平常的火”，放声“歌唱人类的良知和对共同命运的信念”。

　　1971年，因“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聂鲁达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致辞中，他将诗人比喻为“每日供应我们面包的人”，指出诗人的职责是为人类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并在日常的努力中“使诗歌回到每个时代赋予它的广阔天地中去”，同时在每个时代“为诗歌创造出一个广阔的天地”。

　　“用血和气息将它珍藏”

　　——米斯特拉尔

　　1920年，一位女士来到智利特木科市担任当地女中校长。她个头高高的，穿着长长的外衣，大方怡然的微笑令四壁生辉。她的形象刻在一位名叫内夫塔利的文学少年心上。她送给那位少年一些书，将他带进了“俄罗斯小说的严肃和恐怖的视野中”，促使这个少年、未来的诗人聂鲁达“深深地爱上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

　　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1945年，当年的女中校长由于“那富有强烈情感的抒情诗，使她的名字成为了整个拉丁美洲的象征”，为西语美洲首获诺贝尔文学奖殊荣，她也是迄今为止西语世界唯一一位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她就是智利著名诗人、教育家和外交官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与彼时大多女性作家出生优渥不同，米斯特拉尔家境贫苦，年仅14岁时就在乡村小学任助理教师，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1914年，她凭借三首《死的十四行诗》在全国“花奖赛诗会”上荣获鲜花、桂冠和金奖，声名鹊起，是西班牙语美洲现代主义向先锋派过渡时期的重要诗人。中年以后，米斯特拉尔投身外交界，成为智利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

　　米斯特拉尔的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紧密扭结在一起。她的代表作《绝望》仿佛一部私人情感志，记录着少女怦然心动的叹息：

　　“他边走边唱/带走了我的目光……/在他的身影后面/芳草一如往常。”

　　永失我爱的悲凉：

　　“我让你躺在阳光明媚的大地/像母亲照料酣睡的婴儿那样甜蜜/大地会变成柔软的摇篮/将我这个痛苦的婴儿抱在怀里。”

　　正如评论家所言：“如果说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像我们在《绝望》所发现的如此美丽和感人的世界，那她就不仅仅是写了一本书：她窃得了神火，而且没有自焚。”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一次次远行与阅读，个人情感不再是米斯特拉尔心灵世界的唯一支柱，她的目光投向了更加辽阔的世界，她的爱变得更加广博与厚重，如《黎明》一诗：

　　“我敞开胸膛/让宇宙进来，像炽热的瀑布一样/新的一天降临/我便消亡/我像充实的岩洞/将新的一天歌唱。”

　　诗人对大自然的礼赞中饱含着对人类的热爱，对人的尊严的讴歌，对理想的赞美。在时光的锻造下，米斯特拉尔和她的文字由涓涓细流磨砺成水晶，明亮、洁净、刚强，亦如诗人的墓志铭：

　　“灵魂为躯体之所作/正是/艺术家对人民之所为。”

　　“我不在乎能不能写完我的诗”

　　——波拉尼奥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读者的智利文学书单上增加了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名字。他的《荒野侦探》和《2666》两部小说掀起阅读热潮，在“文学爆炸”之后，西语美洲文学再次惊艳了汉语文学圈。不过这位“丢失了国家/却赢得梦想”的早逝文人，这位身后引发无数阅读追捧的小说家，生前一直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诗人身份。他曾不无调侃地说过“我从未放弃写诗。诚然现在我写的诗少了，原因很明显：我写散文能赚钱，我靠它养家糊口。我喜欢散文，但诗是乐趣与愉悦。”

　　罗贝托·波拉尼奥出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年少时随家人迁居墨西哥。1973年，如青年切·格瓦拉一样，波拉尼奥漫游美洲大陆，在智利军事政变前数月返回祖国，以此表达对阿连德政府的支持。第二年，他返回墨西哥，与友人共同发动了“现实以下主义”文学运动，试图将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和街头戏剧融合在一起，渴望能够改变文学，改变生活，改变世界。

　　1977年，由于“厌烦了文学那堆破事儿”，波拉尼奥告别墨西哥，此后一段日子里他在非洲、法国、西班牙漂泊，生活动荡不安，直到80年代中期才逐渐安定下来。1986年波拉尼奥在巴塞罗那附近的小镇定居，进入写作高峰期，作品声誉愈来愈高。但他的肝病也日趋恶化，波拉尼奥在病榻上坚持写作，从生命之血中释放文字，直至2003年7月15日因肝功能衰竭谢世。

　　在波拉尼奥看来，作为艺术形式，诗歌能够接近无穷大，而人在其中可以在不消失的情况下变得无穷小。他是智利诗歌的热忱读者，热爱聂鲁达的《大地上的居所》，但也不喜他毫无节制的抒情；他是“反诗歌”大师尼卡诺尔·帕拉的忘年交，赞扬他开辟了智利诗歌从未涉足过的道路。他更是智利诗歌的坚守者和开拓者，与前辈诗人们一样，无论立场和路径，波拉尼奥执着于对诗歌的坚守与热爱。他不懈探求诗歌的本质，探寻语言和话语、现实主义与真实、模仿表现之间的关系，正如《复活》一诗所言：

　　“诗歌进入梦想/像潜水员跃入湖中/诗歌，比任何人都勇敢/笔直地/跃入坠落/在尼斯湖般无尽的湖中/在巴拉顿湖般浑浊晦气的湖中/你们在深渊中注视/一位无辜的/潜水员/包裹在意志的/羽毛里/诗歌进入梦想/像一位潜水员/坠入上帝的眼中。” 

　　面对诗与诗负载的良心，在这个广漠的世界中，让我们表明态度，具有温度，用双手点燃诗歌，照亮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将它们紧紧、紧紧地融为一体。

　　人物速写：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13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