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双：民族秘史的文化意蕴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名作《白鹿原》是一部在当代思想观照下的传统文化的缩影，它具有多重内蕴和多种魅力。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认为《白鹿原》是一部民族秘史，并将其重新放置于当时的社会语境及相应的文学世界进行审视，进而指出这部小说有其丰厚的文化历史意蕴和独特的文化审美意味。

《白鹿原》作为陈忠实的长篇力作，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品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整体的、自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人物命运的千回百转，有乡村燃起的袅袅炊烟，也有民族灵魂的真实再现。作为一部新写实小说，它遵从了现实主义的范式，小说以白鹿原上的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编织故事情节，为我们展示了一座近现代历史嬗变的舞台。作品中无论是对中华文化精神的正面观照，还是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层探究，均具有多重内蕴和多种魅力。作者十分赞同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观点，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对中华民族文化融入了历史性的思考，无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性文化还是古老的农耕文化，都是被作者放在了特定的文学世界中来逐一审视，从而让读者在小农经济的自足与宁静中感受民族秘史的深层文化意蕴。

一、象征意象的文化内蕴

象征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表现方式，它往往能赋予抽象的事物以具体的形式，这在诗歌作品中是很常见的。然而在小说《白鹿原》中，作者不但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方式，而且用得恰到好处，出神入化，他将文化这一难以言说的“意”赋诸看得见，摸得着的“象”，从而使小说的文化意蕴变得形象、具体、可观可感。在白鹿原人的心目中，“白鹿”象征着美好和幸福；“白狼”则象征着邪恶与灾难；“鏊子”与没完没了的折腾紧密相关；“银元”又拷问着二元对立的政治环境。这些象征意象其实也是作者的代言者，正如布斯所说的：“现代小说中用来代替议论的许多象征，其实和最直接的议论一样，是充分介入的。”[1]象征意象或贯穿始终或偶然闪现，总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蕴。

“白鹿”是小说中出现次数最为频繁的象征意象，它总是与理想、愿望、美好等内涵紧密相关的。陈忠实笔下的白鹿意象不仅寄托着白鹿原民众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而且将其演绎成了一种世代传统的精神，即“白鹿精魂”。其实它不仅仅是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更是一种文化心，从民族心理的角度看，白鹿传说就是关中人特别是白鹿原人对幸福生活和美好前途的向往与追求。在关中广泛流传着一个故事：“很古很古的时候，在这个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子……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王谷丰登，六畜兴旺……”[2]白鹿在人们的脑海中早已幻化成了美好的象征了。

而在作品中，白鹿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小说为白鹿传说作了充分地铺垫之后，“白鹿”便与作品中的各色人物结下了不可剥离的关系，“白鹿精魂”以人物为载体，处处闪烁着耀眼的文化光辉。白嘉轩在死了六房女人之后，变得迷信起来，神灵恰逢其时地给了他一个吉兆，一切似乎是在冥冥之中安排好的，白嘉轩按照神灵的旨意办事，为确保万无一失，他谋划了换地迁坟的方案，以图家族的人丁兴旺。尽管后来“白鹿”在梦境中告诉了白嘉轩女儿惨死，但他宁可相信那只是梦境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当他看到做了县长的儿子白孝文坐在台上时，白嘉轩竟“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漫坡地精灵的情景。”[3]其实，“白鹿”在这个本分、坚毅、恪守封建秩序的族长心目中，只不过是一种精神动力，是一种为实现“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精神力量罢了，白嘉轩坚定地相信“白鹿”一定会给自己的家族注入生机与活力的。因此，“白鹿精魂”在白嘉轩的身上具体表现为对家兴族旺、衣食丰足而不懈追求的文化心理。与此不同的是，“白鹿”被关中大儒朱先生演绎成为“终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曾发动白鹿书院的七老与自己同赴抗日前线。当他恬静归去之日，朱白氏的眼前“忽然看见院里腾起的一只白鹿”，朱先生为自己的理想竭尽全力了，他以其一生的正直、聪慧践行着自己心目中的“白鹿精魂”。

在以白灵、鹿兆鹏为代表的青年身上，白鹿更是一种特有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力量，白灵入党宣誓之后说“我想共产主义都是那只白鹿。”[4]鹿兆鹏也认为共产主义“那是一只令人神往的白鹿。”[5]显然，在新一代知识青年的灵魂深处，仍然有一种“白鹿精魂”，它是对未来社会理想的美好憧憬，是年轻生命个体思想深处的文化内蕴，它表现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情。白灵曾经立志要加入共产党，并跟随共产党“发动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的世界。”[6]为此，白灵不断在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使自己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成长为意志坚定工作出色的革命者，直到最后惨遭迫害，被活埋，白灵始终忠心于她所崇拜的事业。在她遇害的那天晚上，白嘉轩、白赵氏、朱白氏等亲人不约而同地梦见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在抗日英雄鹿兆海身上也显露着“白鹿精魂”，他以不畏强敌的气概连杀四十三个倭寇。白鹿原的儿女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白鹿文化及其精神。

从白赵氏口中关于白鹿的传说，到白嘉轩发现那形状酷似白鹿的小蓟，再到青年革命者心中遥想的白鹿，其实这均象征着在天灾人祸社会动荡之际，白鹿原的人们对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白姓家族一家三代人对理想追求各有不同，白赵氏向往白鹿所带来的风调雨顺，白嘉轩希望白鹿给予自己人丁兴旺，而在白灵心中白鹿则是对自由民主、民族强大的期待。这些都是在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革命思想的强烈激荡下，生活在特定社会历史中的人们生命个体的不懈探索和苦苦追寻。

另外，白狼作为小说中与白鹿相对而存在的一个意象，它在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的观照下，是邪恶、野蛮和不可预知的事物的代言者。杀人放火，天灾人祸均与“白狼”相关，“白狼出世”就是横祸的开始，人们对自然界中生物意义上的狼的畏惧，在文化层面上上升为对不可预知无法解释的事物的思考。白狼首度出没就咬伤牲畜，使白鹿原的防御工事变得不堪一击，后来“白狼”又以不同的名义相继出现过，但每一次的出现均不尽相同。有的是真狼，有的是狼的代言者，白鹿原在这个动荡的社会里变成了“白狼”出没的热土。在兵荒马乱之际，人们心中的白鹿黯然失色，无论它曾经如何神圣和美好，在“白狼”面前也变得苍白无力，人们只好暂且在内心将白鹿稍作隐退，同时将抗击白狼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白鹿村的民众在白嘉轩的一声令下，担土打夯，筑起新的坚固防线。人们对待“白狼”的畏惧态度显现出了千百年来中国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落后，但另一方面却表露出了人们在艰难环境中渴求生存的本能和顽强的斗争意志。

如果说“白鹿”与“白狼”分别作为了白鹿原民众对美好事物与邪恶事物的文化心理投射，那么“鏊子”与“银元”则更耐人寻味，因为它们不同于前者，它们所隐含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引发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整个白鹿原矛盾错纵复杂，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古朴宁静而又淳厚清冷的白鹿原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鏊子”，每个人都可能斗争别人，每个人又可能成为斗争的对象，于是就用“鏊子”来象征性地概括了这种社会现象。各种形式的纷争折腾着我们民族的灵魂，这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化失衡状态下的必然结果，也许传统与现代之间拉锯式的较量是历史文化演进的一种常态，但它终究是让我们感到民族文化精神养料在反复折腾中的缺斤少两。社会现实的真实呈现和人们内心认识的浅薄幼稚，在白灵与鹿兆海两个年轻人身上具体演绎了一场关于“银元”事件的多幕剧。他们用一枚银元的两面分别代表两个政治组织，来决定自己加入那一个党派。这场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闹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人们内心对革命认识的肤浅，以及政治理论修养的不足和革命理想的模糊。这枚小小的银元，深深地拷问着当时中国二元对立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参与者真实的文化心理状态。

可见，作者正是借用了象征这一种非情节因素，给小说赋予了生的气息，如果说“诗言志”的话，那么小说《白鹿原》也是通过一组组象征意象来言说民族文化之“志”的。从每一意象的选取，到赋予它特定的意蕴，作者都费尽心思。仅“白鹿”意象就演绎出了白鹿原上白嘉轩一家三代人的心路历程及其文化心理。正如评论家白烨所说的：“一部作品内蕴厚重、深邃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并不多见。”[7]可以说，象征意象的文化意蕴在《白鹿原》中是饱满而成功的。

二、儒家文化的灼灼光色

小说《白鹿原》虽然不是一部“史记”，但它反映的却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民族发展史，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人们不仅物质层面上饱受煎熬，而且精神层面上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大凡在社会变革的时期各种思潮也异常活跃，相互激荡，人们的文化心理更是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而那时中国社会刚刚迈出封建社会，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确立，意识形态上仍然摆脱不了封建正统文化的束缚，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均成为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的为人处事之根本，他们的人生信条具体化为“耕读传家”、“学为好人”。儒家文化的正反两面始终在作品中闪烁着灼灼光色，这在小说中的人物个体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族长白嘉轩遵从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他为“仁义白鹿村”而不懈努力。“仁义”作为儒家思想论世之要旨，这不只是一条个人文化修养的准绳，更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在作品中，“他始终独立不倚的人格，在一个流动的过程中，使他从最初的卑微中走向一种崇高而成为白鹿村的精神象征和道义化身，体现着儒家人格的文化集成，同时又是时代风貌的人文化。”[8]白嘉轩总是以挺直的腰板、达观的态度展现在人们面前，而对于儿女的众叛亲离，政治风云的无端变幻以及天灾人祸的不期而至，他是越来越镇定自若、坚强无比。

儒家文化往往是以家族为载体的，它首先立足于家族，把家族的孝悌准则向外扩延，从而达到对国家，对民族，对他人的爱恋与包容，白嘉轩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克己求和之路的。他经得住外面世界的巨大诱惑，他与鹿三、冷先生等人都是义交，他坚信“义交才能世交”，他严格执行《乡约》，从而使得“偷鸡摸狗摘桃掐瓜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财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9]这不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感召力，而且说明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家族式管理所具有的生命力，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无疑有益于社会历史的前进和发展。

当白嘉轩的“施政纲领”如日中天之时，却迎来一场场大的挑战。众所周知，儒家要求人们“存天理，灭人欲”，要自觉地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毫无疑问，这具有不少反映人类精神需求的因素，但它的不平等性和虚伪性的特征必然会导致人格和伦理异化的结果，从而走向反现代文明一面。在各种思想倾向的冲击下，白鹿原上走出了一个个逆子，他们有的革命，有的从军，有的进山当了土匪，这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空前紧张。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白灵在父亲白嘉轩心目中已经死了，为婚姻自由而出逃的鹿兆鹏在鹿子霖的眼中看来是难以向冷先生交待的，为生计而走上土匪之路的黑娃不被鹿三认作是自己的儿子。家族内部的矛盾斗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得硝烟四起。在以白嘉轩的《乡约》为核心的思想导向下，白鹿原建立了一系列惩罚性的措施，以确保白鹿村的“仁义”。白孝文作为白嘉轩的长子，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白鹿原的族长，但就在他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鹿子霖支使孤哀无助的田小娥引诱了他，并且巧妙地让白嘉轩知道了这个秘密，这当然给了白嘉轩最沉重的打击。白鹿原上的黑娃、田小娥以及白孝文均受到了白嘉轩的严肃惩罚，随着小说情节的演进，受过惩处的人大多走上了堕落之路，黑娃当土匪，田小娥越来越不被社会所接纳，白孝文也成了地地道道的败家子。“这种简单而野蛮的伦理态度和道德行为，正好说明了儒教顶多不过是一种准宗教而已，它还没有真正宗教的那种彻底的博爱情怀，没有那种对罪恶的极度敏感，没有那种强烈感和深刻的忏悔感。”[10]

如果白嘉轩身上所负载的儒家文化正反两面均有所表现的话，那么在关中大儒朱先生身上，我们只会看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正面镜象。朱先生为人师表，才高过人，却与政治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自幼聪敏过人”却拒不为官，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被白鹿人尊称为“圣人”，儒家的教育纲要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始终以此为做人标准。朱先生的一生具有义的性质，他参与禁烟运动，放粮赈灾，编写县志意义深远，投笔从戎共赴国难。除“义”之外，朱先生一生还求“和”。也许他相信儒家“君子以和为贵”这句治世名言，他曾说服巡抚退兵，化干戈为玉帛，使无辜生灵免遭涂炭，他始终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化解仇恨和平共生。小说中写道他一生最怕见当兵的，先后见方巡抚和刘军长，都希望他们脱掉军装，把枪放下。特别是当学生鹿兆鹏给他讲述国共之事时，他也从“和”出发，说“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倡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为公共’吗？为啥合不到一起反倒弄得自相残杀？”[11]

朱先生及其白鹿书院，也成为了白鹿人的精神家园，因为在这里有“学为好人”式的教育。纵观朱先生的学生，其实没有一个能如朱先生所愿的“学为好人”，大多走上了为各自心中的白鹿而奋斗的道路，尽管不少道路是朱先生所不赞同的，而真正“学为好人”的竟然是土匪出身的黑娃。小说在黑娃二度拜师这一节花了不少功夫，其实就是意在言说朱先生及白鹿书院的巨大感召力，从深层意义上讲，陈忠实想道明儒家文化的合理成份的强大生命力。

儒家文化以人物为载体，除了白嘉轩、朱先生等主要人物之外，白嘉轩的追随者鹿三也深信仁义思想，其他人物均有不同程度的儒家文化精神的成份，这些文化成份或起到积极作用或起到消极作用，但它们总是在作品中闪烁着灼灼光色。

三、民族秘史的构筑元素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里的“秘”当解为隐秘，即隐藏在一个民族跌落起伏的历史事件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灵史。作品所构筑的民族文化秘史主要是从农村及农民生活入手的，但同时也描绘了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你死我活的战争场面，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以及社会底层民众的谋求生存的苦难历程。小说正是通过上述种种视角的叙写，犁开了民族秘史的深厚土层，将民族文化的多彩画面呈现给读者。除了前面讨论过的儒家文化之外，佛文化、性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养生文化、中国哲学等等传统文化的元素都蕴藏在关中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中，它们被陈忠实置入二十世纪的社会历史的时空里逐个审视，各种文化元素共同构建一部民族秘史，本论题仅选取其一两例展开说明。

《白鹿原》显然是遵从了新写实主义小说范式的，但在此前提下，作品又具有一定的魔幻性，让读者感悟现实世界的同时，去接近另一个幽暗而本真的生命世界。这不仅给作品平添了许多魔力，而且渗透出了不少文化精神。斯特曾说：“小说家能支配一切隐秘生活，他不应被剥夺这种特权。”[12]陈忠实大胆地行使了他的这种特权，从一个个梦幻境地到一次次鬼魂出没，都能见到陈忠实对这一特权的创造性运用。

梦作为人类的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梦的神秘面纱始终没有被古今中外的研究者真正揭开，陈忠实当然无须去做这种工作，但他却利用了梦这种心理现象来叙说小说、塑造人物、传递文化体验。白嘉轩有了为父迁坟的谋划后，竟顺理成章地做了一个关于父亲沉在水中的梦，正是这梦给了迁坟以充分的理由，这至少表明包括白嘉轩在内的不少白鹿原民众相信故去之人是可以给生者托梦的理论。在白灵之死的叙写中，作者同样借用了梦，白嘉轩、朱先生不约而同地梦见了白鹿，白嘉轩在次日虽然没有从姐夫朱先生那里得到关于梦的肯定的答案，但他记住了这个异常而神秘的日子，以至于在这个奇异的梦过后的十几年的一个春天，当几个共产党的干部来到他家，将一块刻着“革命烈士”的牌子交给他，并告诉他不能告知白灵的确切死期时，他竟能斩钉截铁地说：“阴历十一月初七。”作者连连运用梦的虚幻性和神秘性，不仅要给小说插科打诨，更要从中言说白鹿原这块古老土地上特有的异兆文化。这种文化现象常表现为突如其来的或不可抗拒的事到来之前，它往往给人们以先兆，也许事物的先兆与事物本身能一一对应，也许事物的先兆与事物本身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白鹿原人们的文化心理中，答案却是肯定的，有异兆必有事情要发生。其实，这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现象，源自于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欠缺和对不可解释的事物的神秘化。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历史时期，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人们有许许多多难以解释的生活现象以及对于生活的美好憧憬，当人们发现仅凭现有选的知识范围难以解释或实现时，便将其上升为神秘的精神幻觉和精神力量。

与梦文化相类似的就是鬼魂文化。白嘉轩连续丧妻，往往是后房妻子被前房妻子的鬼魂吓得半死，其原因大概是出自白家没有善待所过门的妻子。另外，在《白鹿原》中，白嘉轩与田小娥的矛盾冲突具有发人深思的意义。白嘉轩以族长的至高无上多次惩治田小娥的不轨行为，而田小娥死后，竟然将鬼魂依附于白嘉轩的长工鹿三身上进行报复。不仅如此，白鹿原的天灾人祸似乎均与田小娥或白鹿有关，白鹿原上疾病横行，人们无法根治，究其原因竟在田小娥身上，而她早已被鹿三谋杀。这一次次的鬼魂出没，其实传达出一个信号：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当然，这属于佛文化的范畴。

我们知道，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了中国内地和西部边疆地区，从此中国的佛文化不断发展，它与中国的儒家相渗透，从形式到内容上与儒家学融合贯通，佛儒一体。这具体到白鹿原社会中，即形成了以儒家伦理道德观照下的佛教文化特色。白家将所娶回的妻子当作“窗户纸”，死去了再糊上，白嘉轩以族长的威严，重惩田小娥的不轨，这都是儒家伦理道德范畴中的正常现象，但是事过之后，往往造成因果报应的结果。也许陈忠实本人并不一定认同佛教文化，但是为了真实记录家族秘史，他以错纵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曲折离奇的故事为载体，将白鹿原上佛文化加以真实再现。

在宋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郑义曾说：“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13]白鹿原就处在一个乱世纷争的环境当中，“人鬼相杂”鹿三鬼魂附体，洋相百出。其实这反映的是，在一个缺乏安全感和心灵慰藉的生存环境中，人们特质与精神饱受双重煎熬的社会现象。这也许有迷信的夸张和歪曲，也许它并不合乎唯物主义，但是它却能澄清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强烈动荡之际，各种社会文化相互碰撞，生命个体举步维艰。《白鹿原》就是用奇梦、闹鬼来分别传达这块神秘土地上的异兆文化和佛文化的。

综上所述，《白鹿原》是一部民族秘史，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蕴，一部好的作品总是引领着读者超越作品本身而去寻思些什么，《白鹿原》就是这样将我们带进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历史中，在饱览了人物命运的千回百转和故事情节的一波三折之后，让我们不禁思索着白鹿原这深厚土地中埋藏着的文化精神。可以说《白鹿原》所折射出的文化内蕴，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因而它是一部民族的秘史，更是一部民族的文化史。

参考文献

[1]W．C布斯（著）.周宪等（译）.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6.

[2][3][4][5][6][9][11]陈忠实，白鹿原[C].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白烨.史志意蕴•史诗风格[A].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白鹿原》评论集[C]，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9.

[8]唐云.觅我所失：论《白鹿原》评论集[C].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3.

[10]李建军.苍凉的凭吊：传统伦理道德的镜像与命运[A].华夏出版社.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C].北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50.

[12]福斯特（著）.方土人等（译），小说美学经典三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24.

[13]冯梦龙.喻世明言[M].香港：古典文学出版社，1974：37.

【作者简介】陈双，男，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科员。工作之余，爱好文学创作，撰写并发表过多篇文章、调研材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