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侨民在侵华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罪行累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派来的不光有军队，还有大量的移民、“移民团”、“开拓团”，对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侵略。图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静冈村开拓团本部。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把以征服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政策”作为基本国策。对华移民政策作为一种蚕食性入侵方式，是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其武装入侵的深入和补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有计划地组织日本国民大批移居中国，这些移民构成一个扎入中国社会之中承担侵华帮凶的特殊群体，对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产生诸多破坏性影响。北平（1928年6月国民党政府占领北京，改北京为北平。1937年10月，日伪政府时期又将北平改为北京。1945年日本投降，北京又改为北平。本文1928年之前称北京，其他统称北平）即是其中一个重灾区。考察日本对北平的移民及其影响，揭示日本侨民（简称日侨。本文日本侨民指那些依然保留日本国籍和民族血统长期或短期侨居中国的来华日本人，尤其是在日本政府移民政策背景之下，通过日本政府组织或在日本鼓励移民中国政策影响下自发来华的日本人，但日本驻军及日本驻华使领馆人员不包括在内） 在侵华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本质有重要意义。

　　日本推行对华移民政策的历史流变

　　日本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移民侵略最早可追溯到对台湾移民。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及澎湖列岛后，其军政界认为，向台湾大规模移民是统治台湾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同化台湾人民，加强对台湾的占领和资源掠夺。以对台移民为侵略经验，日本逐步向库页岛、朝鲜、中国大陆等地推广。

　　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为防御俄国进攻，开始策划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1906年，日本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时，为长期占领东北，日本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就竭力提倡向东北移民。“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在其就职书中提出“经营满洲”的四个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向中国东北移民。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的移民主张深得日本一些政客的支持和拥护，1910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议会提出“20年向满洲移住大和民族百万人的计划”。由此，日本开始在满铁“附属地”和租借地内进行移民侵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遭到当地百姓的强烈反抗，东北各地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战成为其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障碍。在镇压东北人民反抗过程中，日本逐步认识到“军事的长期镇压，不如移来武装移民团体永久地定居更为彻底”。日本开始向中国东北开展大规模“特别农业移民”，其实质是以退伍军人为主体的“武装移民”，任务之一就是协助关东军对东北人民实施镇压，巩固殖民统治。至1936年9月，前后“武装移民”五次，计2785户。

　　1936年4月，关东军召开由陆军省、拓务省、“满洲国”政府、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满铁”等机构参加的“第二次移民会议”，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表》，计划20年内（1937年至1956年）将100万户（约500万日本人）移居中国东北建立“日满不可分的”、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人口结构。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表示坚决实行日本移民政策，指令关东军制定《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1936年8月25日，该计划被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正式通过，并被列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1939年12月，《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作为日本对伪满移民政策的“最高法典”正式出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正式法制化。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推进，日本移民 也跟着延伸，日军每占领一地，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便随着日军军事进攻和殖民统治延伸到那里，广大沦陷区日本人与日俱增。

　　为配合其军事征服和移民侵略，日本十分重视舆论宣传，不断抛出“人口过剩说”“民族生存说”“特殊权益说”等言论，为其侵略行径辩护，对内欺骗民众进行动员，对外混淆国际视听。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知识分子就对日本侵华“人口过剩说”给予了有力驳斥。可见，“人口问题”是日本对华进行侵略与移民的推托之词，不过是假借人口过剩问题以减轻或掩饰其侵略罪恶。

　　日本实施北平移民政策的分期与举措

　　近代日本向北京（平）移民可分为四个阶段。

　　缓慢发展期（1897—1931）：日本侨民开始零星渗入北京（平）

　　1871年7月29日，中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成为近代中日两国外交的开端，允许日本商人在指定口岸地居住。自此，日本人开始进入华北，但主要集中在沿海港口城市天津、青岛等地，北京很少。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日本南占台湾，北霸朝鲜，筑好日后进军中国东北的跳板。来北京的日本人逐渐增多，但以男性为主，至1897年北京有日本侨民27人，男性有23人，女性仅4人，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在北京主要还是以公务、经商为主，还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长期居住。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推行“大陆政策”，鼓励国民移居中国。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更为日本人到北京来提供了便利。1901年，北京日侨增加到172人，男性165人，女性7人；1903年，增长到524人，其中男性356人，女性168人，以家庭为单位侨居北京的日本人逐渐增多。

　　1906年，日本开始策划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来华日本人以通商口岸或者东北为跳板，逐步向华北渗透，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的日本间谍、日本浪人进入北京。这一时期的日本移民，还未形成规模，只是零星渗入，但日侨已经开始占据北京外侨人口的多数。1928年北京（平）日本侨民1099人，约占北京（平）全部外侨总人数的42.7%。之后，北平日侨人数波动不大，如1929年1019人，1930年998人，1931年974人。

　　持续增长期（1931—1937）：移民为日本全面侵略做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开始大规模向东北移民，进行殖民统治。同时，日本将侵略目标投向了华北地区，开发华北，“第一，原料供给便利，第二，煤炭供给丰富，第三，是日本向华北移民可以顺利进行”，日本高呼“开发！开发！华北是我们的生命线！华北是帝国生存的基础，我们要开发华北啊！” 为此，日本开始推行“华北政策”，分裂华北的活动日甚一日，华北日侨逐渐增长。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华北成为日军的重要“兵站基地”。为达到占领华北的目的，日本采用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向华北渗透，在华侨民为日本侵略华北做大量准备工作。除满铁在日本当局的指示下在华北进行大规模经济调查外，许多侨民以游历为名，前往华北各地调查华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为日本侵略华北提供可靠情报。据相关档案资料统计，仅1937年1月至4月间，以商人、实业家、会社员、学生身份为掩护，名为游历，实为调查华北的日本人就至少有33批。同时，日本加紧对该地区移民，至1935年4月末华北主要地区日本侨民10086人，到1936年8月末达18962人，1936年末多达21362人，一年多时间增加111.8%。不仅如此，日本移民区域已不再局限于沿海城市和铁路沿线城镇，而是不断深入华北腹地。

　　北平作为华北的中心城市，吸引了大量日本人的到来。据当时报道，“平津道上，据人说颇有‘九一八’前南满铁道的‘风味’，天津到北平的火车上‘友邦’人士占了大半”，且“不独火车上如此，你去颐和园、北海、中山公园，那一处的泥地上，不是满印着木屐的痕迹”。尤其是1935年11月25日在日军的唆使下殷汝耕在通县（现通州区，抗日战争时期隶属河北省）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大量日本浪人、商人进入冀东地区，走私、贩毒、刺探情报，1935年4月通县的日本侨民人数为0，1936年8月则达82人，至1937年已达290人。北平的日本侨民也快速增加，北平1935年4月底，日本侨民为1661人，1936年底则为4478人，一年多时间增加1.7倍。北平日本侨民数量不断增加，在华北城市中居第三位，仅次于沿海城市青岛、天津。日本侨民在北平以各种身份为掩护，刺探情报、走私物品、贩卖毒品，破坏北平经济，毒害北平人民，配合日军的侵略，达到侵华目的。

　　急剧膨胀期（1937—1942）：移民配合殖民侵略全面深入

　　七七事变是日本对华移民的重要转折点。七七事变后，以日军武力侵略为后盾，日本政府实行“奖励移民”政策，宣称“要向河北各省地移日籍10万户至30万户”，之后又将该计划增至“5年移民华北200万户”。大量日本人涌入华北沦陷区。1937年7月，华北日侨共计34492人。到1938年9月，据《新华日报》刊载，华北9个主要城市日本人达82905人，至1939年10月达162150人，一年之间增加79245人。从1940年起，日本多次在华北地区进行“治安强化”运动，一边加强其对华北的殖民统治，一边大量安排日本人移居华北，据日本方面调查，1942年9月，华北日侨408670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日军占领北平后，北平成为华北沦陷区日本移民侵略最重要的地区。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配合日本占领北平的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从山海关跨过塘沽、古北口、青岛……各线的火车、轮船，装了千万个穿着木屐的旅客”，源源不断地涌入华北的中心北平。据载，沦陷后，“暇时如果你在热闹街上走走，眼中所能看到的是那些穿和服着木屐的日本男女，耳中所能听到的是由东京传播过来的歌曲，就是晨夕的电车上，也是日本学生代替了中国学生往来穿梭着”，北平城内到处充斥着日本人的身影。1937年12月，北平日本侨民1584户，4647人。1938年12月底，达10371户，26072人。1939年12月底，达16672户，45416人。为解决激增人口的居住问题，日伪还划定了西郊“新市区”专供日本侨民居住。

　　从1940年起，尤其经过1941年3月以后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包括北平在内的华北大城市比较“安定”，给日本人制造一种“安逸感”假象，日本国内鼓动国民到中国“乐园”来劫夺“致富”，加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动飞机空袭日本本土，日本又掀起移民来华的热潮，以北平、天津最为集中。据日方统计，1942年5月底北平日本侨民38519户，106487人，较1938年9月增长3.75倍，较1936年底则增长22.78倍，占当时华北地区日本侨民总数361942人的29.42%，占当时北平外侨总数107789人的98.79%。北平超过青岛、天津，成为华北地区日本侨民最集中的城市。四年间，日本侨民与北平居民的比例由1∶770左右膨胀到1∶30左右。北平日本侨民与日本政府密切结合，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一起参与到北平的殖民统治之中。

　　增长衰减期（1943—1945）：移民侵略逐渐转向颓势

　　1943年1月，北平日本侨民数量达到峰值109449人。之后，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渐转向颓势，日本国内已缺少可移之民，其军队兵源也日益紧张，移民潮逐渐降温。加之，随着日本侵略的南进，在平的部分日本侨民也随之南下。日本侨民在北平的数量增长逐渐放缓，甚至有所减少。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北平日本侨民仍有8万余人，比1943年1月高峰时期减少26.91%。

　　梳理这四个阶段，可以看出日本向北平移民是与其侵略政策同步进行的，伴随日本对华侵略的推进，日本向北平移民的群体、数量等也不相同，是其殖民政策的深化和延伸，从中可以窥见日本的殖民侵略本质。

　　日侨配合日本侵略北平的累累罪行

　　日军占领北平后，在日本政府“奖励移民”政策引导下，大批日本人怀着“一攫千金”的梦想来到北平，配合日本侵华政策，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势力一起，广泛渗透到北平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层面，在日本侵略北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8年12月，蒋介石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所谓“更生中国”“调整国交”时，称“中国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会联想到它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歹的浪人，就会联想到贩鸦片，卖吗啡，造白面，销售海洛因，包赌包娼，私贩军械，接济土匪，豢养流氓，制造汉奸，一切扰我秩序，败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阴谋。”北平的日侨对北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

　　日侨是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日军占领北平后，为有效进行殖民统治，在日军操纵下，北平成立由日本“顾问”控制的傀儡政权。1937年9月2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方案》，规定“适应时局的发展，及时地向华北建立亲日满为其政纲的政权”，“聘请少数有能力的日本人为顾问”。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下，北平的各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聘请大批日本“顾问”，协助中国方面的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业务。这些日本人名为“顾问”，实际充任监督者和“太上皇”，成为北平伪政权的幕后实际统治者。伪政府还聘请了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推荐的日本技术员、教授、教官、教导员等担任伪政府的职员。如北平“东亚文化促进会”，“会长”“部长”有日人6人，日籍“评议员”59人，中国人则只有39人。“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北平总社，主要职员133名，中国人只有24名，其余109人全是日本人。侨民在各级机构中名为“顾问”，实为“太上皇”，不论大事小情，如得不到“顾问”同意不能做，一切文告无“顾问”签名盖章无效。“顾问”成为北平日侨的一个显著职业特点，他们实际掌控北平各级政权机构，使伪政权的一切处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成为日本进行殖民统治的有效工具。

　　日侨是殖民经济的掠夺者。20世纪初日侨就开始进入北京进行华北经济调查，1918年，满铁在北京设立“华北经济调查所”，重点调查我国华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和资源状况，为其侵略做准备。七七事变前，大量日侨明目张胆地在北平走私白银，“每日约可运出现银十万余两”。后来走私几乎遍及所有商品，人造丝、白糖、卷烟纸、火油、颜料、铁丝、自行车零件、种子、药品等等，无货不私，无私不走。日侨的走私行为，直接减少了北平市场的货币供应量，走私商品以低价倾销，造成不公平竞争，严重扰乱北平商业秩序，是经济侵略的重要步骤。冀东伪政府成立后，日侨在通县加紧殖民掠夺。1936年，日侨在通县开设冀东银行，禁止流通法币，自行印制纸币，通过金融手段垄断经济。北平沦陷后，日侨中诸如财阀、投机商、高利贷者、贩毒浪人、妓院老板等各色人等，以日军武力征服为后台，不遗余力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对北平的“开发”，成为日本对北平殖民经济掠夺的重要力量。1938年，日本政府批准成立了具有特殊法人地位的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即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垄断经营华北地区的交通、运输、通信、电气、矿产及盐等基本产业和国防产业，企图加速掠夺华北地区的战略资源。日侨控制煤、铁等战略资源，如日本在门头沟地区设立收煤所，“军管理”人白鸟吉乔，垄断价格，低价收购，再以高价卖出，控制民营煤窑经营，使众多小煤窑债台高筑，无法正常生产。日侨还利用武力，直接强占或采用收买、“合办”等方式霸占中国企业。据当时报纸报道：“北平的日侨的一半约二万五千人以上是经商的，开有商店约二千零二十六家，许多中国人的铺子、大买卖被强迫挂上日文招牌，或者完全被日本人无理强占。”1942年燕京大学教授董鲁安（于力）在《人鬼杂居的北平市》一书中记述：“七七以后北平城内敌寇的商店和住户日益加多，敌方的资本家更纷向城中投资，半强占、半购买大房，改建工作场和仓库之类。”日侨还通过建立各行业联合会或协会垄断市场，控制北平经济，据1944年10月的统计，北平日商各行业组合达67家、行业协会21家，统一协调本行业的竞争，维护其殖民利益。日侨大量掠夺北平经济资源和财富，严重扰乱北平市场，摧毁民族工商业，给北平的民族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使北平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

　　日侨是日本奴化教育的文化殖民爪牙。奴化教育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妄图以此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在北平，日本安排大量日侨以“顾问”和“教师”身份控制各级教育机关，掌握各项教育行政，“指导”并监视奴化教育的施行。1938年7月，伪北京大学工学院成立，该院讲师以上教员94人，日籍教师就有22人，占23.4%。中学里的日本教官，表面上是教师，实际上和日本的宪兵队、大使馆等有着密切联系，他们负责监视和指导学校行政，可以决定校长、教职员、学生的生命与自由，决定学校的行政事务。如北平女师学院，日本为贯彻奴化教育政策，委派日侨9人充当学院教授，实际掌握学校权力。同时，日本又强制在北平推行日语教育，“从根本上麻醉中国青年，使他们变质，逐渐达到言语和中国文字消灭的目的”。在“推进日语教学”的旗号下，大批“日语教官”以“聘请”名义进入各类学校。他们名义上是“日语教官”，实际上是无所不管的“太上校长”。他们通过日语这个“武器”，“内可培养能指导大陆民族的纯正的日本人，外可教育青少年、教化一般民众生活”，从而达到消泯中国人民民族主义精神的目的。日侨以“顾问”“日籍教员”等身份，深入大中小学校，按照“以华治华”“思想战”的方针，宣扬日本侵略有理，粉饰日军暴行，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图谋借此麻醉广大民众，培养亲日“顺民”，实施文化殖民。

　　日侨是日本毒化政策的实施者。日本对中国的毒品侵略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伴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毒品侵略亦不断加强。日侨进入北平，毒品也随之进入北平。1935年冀东伪政府在通县成立后，日本浪人公开在通县郊外开办制毒作坊，以海洛因为主的各种毒品运往华北五省区，牟取暴利。1936年北平市民向公安局匿名举报“日韩浪人足迹现已踏遍平市，所营业无非制造毒品与贩卖海洛因，约占百分之九十九”，可见日侨在平制毒贩毒之严重。1938年，伪政府实行“鸦片专卖”，鸦片合法化，征收各种名目的鸦片税，大量搜刮北平社会财富。侨居北平的日本浪人趁机开设烟毒馆和妓院为业，烟毒售吸遍及全市。据统计，仅1938年一年，北平市就消费鸦片烟4731313两，全市经常吸食鸦片者约10万人，间或吸鸦片者10万人，合计20万人，约占当时北平156万人口的13%，许多人因此而倾家荡产，或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至1939年，北平已成为海洛因、吗啡、角（一种毒品，其毒力较海洛因低）、高根、鸦片等系列毒品的生产中心之一，北平有土店（批发）107家和膏店（零售）231家，到1942年增加到1800家。烟毒泛滥，严重侵害了北平人民身心，麻痹他们的意志，1939年原北平东方饭店韩国经理车阴轩直言不讳地对毒枭金井川、崔松茂说：“大日本帝国的意图是要求我们通力合作，要让所有的北平人都抽上白面儿，使他们的体力慢慢衰退，意志消沉，成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废物，真正变成坐以待毙的亡国奴。”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指出：“近代以来日本以销售毒品为侵略的手段，使中国人的价值系统为之混乱，良心为之麻痹而变成无耻，以供日人之驱策。”贩毒日侨还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变节官员，以定期供给鸦片为诱饵，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大量情报。日侨在北平制毒贩毒，汲取大量财富，损害百姓身心，麻痹中国人意志，并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大量的战争情报和巨额经费，是日本侵华的重要“软式战争手段”，与日军的屠杀抢掠、细菌战、化学战、“扫荡”等“硬式战争手段”互为配合，妄图达到永久征服中国的目的。

　　日侨是日本军事侵略的“后备军”。北平日侨以各种方式投入所谓“大东亚圣战”，积极以财力、物力、人力协助日军作战。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纲要规定，“在华的日本人应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实际行动对中国方面起模范作用，并以真挚的态度投入运动”。日侨还从经济上支持侵略战争。战争后期，日军的战略资源日益紧张，于是加紧对北平资源的掠夺，1944年7月13日，日本要求石景山制铁所加紧生产，日生产铁平均应达到380吨。制铁所组织日本职员成立“生产挺身队”，挺身队以“增强生产能力，达到生产上的飞跃”为使命，增强生产以“确立扶翼皇运的劳动精神，并使其彻底普及”。日侨还在战争中充当间谍，传递情报，为战争服务。战争后期，大量北平日侨应召入伍，直接参与侵华战争。北平电车公司为鼓励日侨入伍，制定《日籍职员应召兵役起见待遇暂行办法施行细则》，石景山制铁所日侨成立“石景山制铁所入伍应召者后援会”，大量在平日侨入伍。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下，北平的日本学生也狂热地投入战争之中，他们参加军事工业生产，北平日本第二高等女学校在1944年8月到1945年7月，积极进行各类军事训练，组织学生献血、义务劳动为战争服务。日侨中的青壮年，大多是受过一定军事技能训练的，平时从事各种职业参与殖民侵略，但根据战争需要可以摇身一变变为参战人员，直接参与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日侨是北平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大量日侨在北平活动，他们受日军庇护，享有特权，无视法纪，为所欲为，公开抢劫，强取豪夺，严重破坏北平社会秩序。当时国人对日侨的嚣张跋扈有着形象的描述：“在马路上某国人的汽车的速度超过警章，大胆的飞驰着，有些不走运气的老弱者常常做了轮下鬼，凭着一面某国旗，闯祸者可以安然的逸去，不，是胜利的凯旋！报纸上载着某国人强斫倒明陵的古柏，用汽车拉走了。在某国人的支持下，走私、密探，操纵、高利贷、荒淫、春风般的打到北平的每个角落里。”日侨打架斗殴，欺压百姓，是北平社会治安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恶行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1940年4月29日，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发表的《告派遣军官书》中描述了“不良日人”的情况：“随军进入大陆的日本人中，固然有不少人在宣抚、看护方面做出了献身的活动，有的业已殉职，有的仍在继续工作。但是，从现状看，也有不少人在做着有损于日本人体面的事情。除了许多人犯法以外，还有很多人在做着虽不到犯法程度，却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在酒绿灯红的背后，经常搞些不正当行为。有的人欺骗、恐吓中国人，以获取不正当的钱财和利益”。日侨在北平为非作歹，严重破坏了北平的社会秩序，影响北平人民的正常生活。

　　北平日侨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力为后盾，配合日本侵华国策，渗透到北平的各个角落，控制北平的政治，掠夺北平的经济，奴化毒化北平人民，横征暴敛，为日本侵华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给北平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对华移民是其侵略政策的重要一环，日本侨民伴随日本的侵华步伐而至，成为日本在华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

　　（执笔人：冯雪利 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