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少年子弟江湖老(图文)

　　黄宗江：在上海剧艺社跟上海职业剧团差不多一年，就到了1941年12月7号，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们那时演出都在孤岛，因为租界上还是英美法的势力，日本人进不来，所以叫孤岛，还可以抗日。等到日本人一进来，所有这些团体就自动解散了，因为不能做抗日活动了，就自动解散了。自动解散还要吃饭呢，慢慢就商业化，就组织商业剧团了，那个时候我们跟（石辉）还一块演过戏，都不在一个剧团了。

　　邱晓雨：已经分开了？

　　黄宗江：不在一个剧团了，（石辉）他就演《秋海棠》，他演的真好，后来电影界的《夜半歌声》的导演，喜欢专门拍那种漂亮的人变成丑陋的人这样的故事。他要拍这个电影，就找我。可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统治电影了，没有统治话剧，已经统治电影了。就是说我要是参加这个，不要说600元---我们话剧界600元，他连价码都提出来了。说你来拍，跟（刘琼）一样，那是电影皇帝，3500元。我一下从600元变成3500元了，是吧？

　　这个戏跟日本军国主义也没什么关系，可是当时我觉得跟日本人沾边了，就觉得“民高一尺，魔高一丈”。当时的上海小报上已经有这种，（石辉）跟黄宗江竞争话剧皇帝。我这个人是不好争，觉得没意思了，这些剧团不容易，尽量搞艺术，因为要商业化，就跟现在的倾向有些相同，很多在艺术上更重视赚钱了，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一走了之。

　　邱晓雨旁白：1942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深刻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此时身在上海的黄宗江也告别了上海戏剧界，辗转湘贵，最终到重庆参加了夏衍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

　　黄宗江：地下党给了我旅费，我就到重庆去了。

　　邱晓雨：为什么地下党给您旅费？您是带着身份去的吗？

　　黄宗江：因为我去的剧团叫“中国艺术剧社”，夏衍、（金山）什么的，这些都是地下党员，甚至是公开的党员。

　　邱晓雨：好像到重庆之后，又开始管道具了。

　　黄宗江：我在上海已经出名了，去重庆谁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国统区跟沦陷区没那么多交往，我在上海已经是名演员了，到了重庆谁知道我是谁啊？当然也是因为地下党介绍才去的。就说你管道具吧，我这个人是不好争的人，有机会演我还可以出头嘛。去了不久，夏衍他们就说，黄宗江真不错，你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金山）、张瑞芳两个人主演《家》，后来（叶露希），就是赵丹的前妻从新疆回来了，就跟我们（叶露希）拍了一组《家》，我又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演员。重庆还有戏剧节。

　　邱晓雨：“雾季”戏剧节。

　　黄宗江：我就演一个原来跟黄宗英演的戏，叫《君子好逑》，演一个很腐朽、很保守的老教授，向一个少女求婚，小喜剧。周恩来跟邓颖超也去了，他们看得很高兴。那个戏原来是黄作霖导演的，我很开放了，演闹剧行的，人家都觉得有点新意了，慢慢的我就是主要演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