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记忆的变迁：从教科书看国家历史观转变(图文)

“一边倒”的外交在1956年的初中课标中有着更为清晰的体现：“在国际上，对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苏联真诚地援助中国抗战，美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实际上纵容了日本的侵略……苏联红军对日本侵略军的毁灭性打击，促成了抗战胜利的形势。”在谈及新中国成立后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课标提出：“这里应该强调中苏友谊的重要性，使学生知道，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就不能取得和巩固革命的胜利。”苏联“在亚洲摧毁了日本法西斯强盗，帮助我国人民获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苏交恶前，历史课标涉及抗战内容时，推崇苏联是常态，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因此成为绝响。在这份课标中，专设了章节谈及“苏联的援助和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内有两节，一节赞苏联：“《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一节贬美国;“美英帝国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采取的两面政策”。

1956年推出的历史课标，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相当完备、细致，“苏式”的印记十分明显，推动了历史教育的规范化。但因分量过重、内容过深，师生普遍反映比较困难。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展开了批评，中苏关系开始变得微妙，毛泽东通过《论十大关系》等，对照搬苏联模式提出了批评，两年后(1958年)更是直接点评了教育系统模仿苏联经验的做法：“我们从苏联搬来一大批，搬得最多的是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

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课程精简的同时，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教科书中涉及抗战中苏联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一些被缩减，如1963年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现代史》删去了两段内容：

“在一首叫作‘中华之友’歌里写道：‘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原是一家，我们誓用热血来支援你!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