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历史起源

其二，“太公望博，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

其三，“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

在这三种说法之中，第一种民间传说的意味最浓，其余两种则迹近于纪实，但差异又颇大，究竟以哪一种为准已难以考证了。关于太公望身世的这种其说不一，本身也许正说明了他的血统不像周公旦那样足以成为最可珍贵的资本。

不过，太公望在辅助周人灭商的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史籍记载却是确切的。太公望辅佐了周文王和周武王，被尊为“文武师”，武王还尊之为“师尚父”，最高统治者对他的这些称谓足以说明他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文王时，“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为多。”

而到了武王时，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骤至。群公尽惧，惟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 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分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正是因为如此，“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可见太公望的被封，主要原因在于“谋计为多”、“谋居多”，也即主要在于功劳与贡献。那么，他在受封于齐之后，在齐国推行“尊贤上功”的基本国策，也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姜姓的太公望是以外戚姻亲兼功臣的身份而受封的，这也会使他对封国的感觉与周公旦不同。这是因为，周天子分封、管辖的诸侯方国，属于周王朝统一的政权机构和系统，自身不具备完整的国家政权机构。这样，他们还必须以臣僚的身份为周王室服务。上文已经提到，太公望姜尚辅佐文王、武王，就是这样。

《史记?楚世家》载“楚子熊绎与鲁国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也都是这样。在《尚书?顾命》中，还记载了周成王死后齐侯吕伋奉命带领二千戈、虎贲百人迎太子钊即位(是为周康王)的事，更说明了这种臣僚地位。虽然同属臣僚，同姓与异性毕竟又有亲疏之别，太公望不可能不懂得这一点。

另外，齐国的国君虽然被称作“公”，如太公望、丁公吕伋，但这只是一种尊称而不是爵位，正如“伯”指同辈兄长、“子”指晚辈、“男”指相对于女、“侯”指斥侯那样，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所以“丁公吕伋”有时也被称作“齐侯吕伋”。再者，周王朝还实行“诸监”制，即由中央派出诸监，监视各诸侯方国，齐国当然也要被置于诸监的监视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