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历史起源

上文已经提到，东夷族团虽然已经部分地融入了华夏族团之中，但是仍然有相当的一部分没有融合进去。这样，两者之间的冲突就仍然难以避免。夏朝立国之后，虽然其统治中心在西部，但是就有关历史记载看，其活动却多在东夷族团所在的地域之内，也即多为夷夏之间的争斗。

如《左传?襄公四年》就记下了夏初第二代君主太康即位不久，东夷人后羿(非尧时之后羿)就聚众反抗，“因夏民而代夏政”，夺取了夏后氏的政权。这就迫使夏王朝不得不把政治斗争的重心移到泰山一带，建立了许多的夏后氏姒姓国，辅以许多已加入夏后集团的异姓国，区域几乎遍布今山东各地以及今河南的部分地区。

这场争斗一直延续了数十年，到少康中兴之后，才一方面对东夷人大动干戈，另一方面为避开东夷之锋锐而将政治中心移到了中原地区。这说明夏代的夷夏矛盾还是相当突出、关系还是相当紧张，民族之间较深的文化融合尚须时日。

到了商代依然是这样。商朝的当政集团是商族。尽管有人认为商族以鸟为图腾(据《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本来就属于东夷，而且也曾经迁都于奄(今属山东省曲阜市)，但是就商代的历史看，商夷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始终非常厉害，未见有多少融合的迹象。

商代初期势力强盛，社会还比较稳定;而到了仲丁之后，则王室腐败、内讧不断，东夷人于是乘机而起，迫使仲丁从亳(今山东曹县附近)迁都于嚣(今属河南内黄)。此后，商夷之间的战事从未间断，直至殷商被周人灭亡。

从夏商两代与东夷的关系看，显然已经极大地不同于尧舜禅让制下的情况了。在禅让制时代，族团之间的军事冲突还往往是局部的，就像黄帝和蚩尤的冲突那样;而到了夏商这样的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时代，族团之间的矛盾则不能不与国家政权息息相关，因而军事冲突不仅难以避免，而且规模也极大地扩大、延续时间也极大地增加了。

这当然也就增加了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的难度。解决这种难度，当然不能指望历史倒退到禅让制，从根本上说只能指望国家政权的足够强大和相关国策的适宜对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夏商两代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就留给了周代;周代如果也解决不好则另当别论，解决好了，那么齐鲁文化形成于周代，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事实上，周朝的统治者的确是比较到位地总结了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利用国势强大的有利时机，采取了相宜的国策，这就是周初的“封土建侯”，也即封建制。当然，封建制并不是周人的创造，早在夏商两代就已实行，只不过周人对它进行了改造而已。原来，夏商两代是由诸侯自下而上地承认国君的共主地位从而形成“封建”，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中央对诸侯的控制就十分薄弱。周初封建改变了这种做法，不再自下而上，而是由周王室自上而下地分封诸侯，并强调对诸侯有统一的政令和控制之权，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意味着国家的统一，王权的加强，社会的进步。

值得关注的是，有鉴于夏商两代的教训，周朝的封建制还是相当开明的;第一，在分封姬姓宗族亲戚、功臣的同时，也对夏商后裔以及著名部族首领的后代进行加封，所采取的是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策;第二，中央除了掌握“礼乐征伐”这样的大权之外，允许各诸侯国在治国、行政、风俗习惯等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包括夏商各部族的后代可以保持原来的信仰、礼俗，乃至政治习惯。

可以说，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宽松的基本国策，这就为西周初期长期的社会稳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环境和空间，也为各个地域形成具有各自特点的文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