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历史起源

商代初期势力强盛，社会还比较稳定;而到了仲丁之后，则王室腐败、内讧不断，东夷人于是乘机而起，迫使仲丁从亳(今山东曹县附近)迁都于嚣(今属河南内黄)。此后，商夷之间的战事从未间断，直至殷商被周人灭亡。

从夏商两代与东夷的关系看，显然已经极大地不同于尧舜禅让制下的情况了。在禅让制时代，族团之间的军事冲突还往往是局部的，就像黄帝和蚩尤的冲突那样;而到了夏商这样的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时代，族团之间的矛盾则不能不与国家政权息息相关，因而军事冲突不仅难以避免，而且规模也极大地扩大、延续时间也极大地增加了。

这当然也就增加了民族之间文化融合的难度。解决这种难度，当然不能指望历史倒退到禅让制，从根本上说只能指望国家政权的足够强大和相关国策的适宜对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夏商两代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就留给了周代;周代如果也解决不好则另当别论，解决好了，那么齐鲁文化形成于周代，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事实上，周朝的统治者的确是比较到位地总结了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利用国势强大的有利时机，采取了相宜的国策，这就是周初的“封土建侯”，也即封建制。当然，封建制并不是周人的创造，早在夏商两代就已实行，只不过周人对它进行了改造而已。原来，夏商两代是由诸侯自下而上地承认国君的共主地位从而形成“封建”，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中央对诸侯的控制就十分薄弱。周初封建改变了这种做法，不再自下而上，而是由周王室自上而下地分封诸侯，并强调对诸侯有统一的政令和控制之权，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意味着国家的统一，王权的加强，社会的进步。

值得关注的是，有鉴于夏商两代的教训，周朝的封建制还是相当开明的;第一，在分封姬姓宗族亲戚、功臣的同时，也对夏商后裔以及著名部族首领的后代进行加封，所采取的是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策;第二，中央除了掌握“礼乐征伐”这样的大权之外，允许各诸侯国在治国、行政、风俗习惯等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包括夏商各部族的后代可以保持原来的信仰、礼俗，乃至政治习惯。

可以说，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宽松的基本国策，这就为西周初期长期的社会稳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环境和空间，也为各个地域形成具有各自特点的文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齐鲁地区的齐文化和鲁文化，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三、齐鲁初封时期各自的主流文化意识

《左传?定公四年》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这就是所谓的“封土建侯”的周初封建。当时，被封于齐的是太公望姜尚，被封于鲁的是周公旦。乍看起来，两者的地位相当、作用相同，封地也相近，似乎区别不大，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主流文化意识肯定会有所不同。正如《吕氏春秋?长见》所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 周公旦曰：‘亲亲上恩。’”

鲁国的主流文化意识是“亲亲上恩”，这与其始封国君周公旦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史记?鲁周公世家》关于周公旦的记载：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