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这一地域的成长，一定程度上仰赖于地域内特产化商品的输出和经过汉口的商品交易，而控制流通大宗商品的山西、新安、江西、广东、宁波等有实力的外来客帮商人集团。新安、江浙商人主要控制米的经销，江南商人主营木材，广东、山陕商人则为茶，而山陕商人则掌握着金融业；与此相对而言，当地商人则经营省内外的木材，控制交通业及本地产的米、茶等专营项目。当初的汉口，由客帮确立其垄断性的霸主地位；但在19世纪中叶，与力求摆脱当时产生的政治、财政危机的动向相呼应，促进超越地方主义的地区整合潮流应运而生。汉口市的客帮、本帮超越派别利益，形成了同业行会联合体，并被当局赋予实质性的市政运营的主动权，向包括全地区范围内自治的目标迈出了划时代的前进步伐。

　　姑且据以上概略的素描略加考察。在与广义社会史相关的以往研究中，从肇始之初就曾尝试作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拟就以往意识到的空间差异，纳入其合理诠释的范畴。近年来，随着对农业史、交通史、定居史、人口史、地域开发史、社会移动史、商业史、城市史相关研究的积极进展，关于构成巨大社会空间的各地域的空间差异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引人注目。对这种研究的重视程度已与关于时代变化的综合状况研究处在同等地位，甚至更在其上。地区的周期循环，随着时代、场所的变迁而产生各不相同的步调；同时，与这种变化相关，各地区又随着全国、全社会的周期循环动态而相应以其各自的步调行进着。

　　在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生态方面，有一种长期制约定居低地的趋向性和人口长期持续增长的动态体制和结构。对这样的环境因素，将其与技术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正日趋自觉和成熟。另外，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从社会形成层次来看，阶级和文化的应有状态显示了远远超过二分法图式的复台性。这种复合性除因时代、地域的不同而相异外，因阶级和文化所隐没的社会组织现实状况的不同而显示的差异，也相当引人注目。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成长乃至发展，每一地区相对来看又有其各自独特的步调，这种现象已随处可见。但当对此进行解释之际，除技术要素外，也要对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的集约方式、移民、城市化、交通要道、商业、市场设施等要因，就地区因素结合集权趋势或地方主义趋势等动向进行具体深入考察，才有可能求得比较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