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一、考察的缘起——为何从空间说起

　　1．绪言

　　就经济史的一般课题而言，由于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需要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物质资源和服务？处理这个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发展变化的原因何在？这些和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从横向和纵向时空两方面进行剖析，也许能概括其要点及解答上述问题。[1]

　　但是，前近代的经济状况不仅是纯经济的因果关系的关连。一般说来，影响经济的外因无非是外敌人侵、自然灾害、疫病、对外贸易、人口动态等，再就是与社会心理、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密切相关，这是逐渐加以判明的。由于经济史的研究面临经济人类学、经济社会学的基点已兼而备之，可以说比较合适的理论能产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事。[2]比较概括地抓住这种理论模式的核心来看，即是自1960年代、1970年代以来逐渐明朗、产生影响而具有革新意义的结构史或结构主义历史观。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开拓着更为广泛的、全新的研究方法、表现手法及研究领域，显而易见，这是符合历史意识走向的潮流。

　　以这种观点考察事件史的短时期波动与经受住政治剧变而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事件史就被纳入比较长期的动态史和构造史，于是，其周期循环的制约作用就浮现出来。当借助事件史（个人的时间）、动态史即景气变动史（社会的时间）、构造史（地理的时间）三要素去抓住历史时，作为这种历史观的基本框架而被重视的就是长时段的结构史和中时段的动态史。这一理论还包容了“整体论”的冷静思考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作为前者追求的日标是：建立人文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学际对话的论坛（译者按：西方通常将历史学归入人文学范畴），从收集资料到推论、比较、概括方面促成两者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完善，以求公正地把全人类、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网罗无遗。而后者的主张在于：反对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的、以一国为中心的——无论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华为中心的——普遍史研究的先验模式。依靠人类学的关注，一方面追求比较接近于一般历史研究方式的范围广泛地观察和比较；另一方面则注重对普通人民日常大众生活水平的研究，以求从中总结出纷繁复杂的阶级、文化、宗教、社会组织的存在形态[3]。

　　作为中国学研究领域范围内的经济史研究，其作用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还不如说是置于通晓中国历史（“中国通”）的地位。因为经济史研究者比较适应接近于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训练．所以能充分灵活运用历史学家比较擅长的叙述史学（narrative history）概括手法[4]，从详细的事实中提供结论作为首要的目标。这一基本态度与上述新的现代历史意识观念仍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当新问题史学就人类总体（buman collectivity）的日常生活记录提问，或者就其各种主要的变革与由形形色色的环境派生出来的生活方式和性质有着怎样的接合设问时，现存的中国学理论框架范畴内显然无法引出完满的、足以自圆其说的解答。另一方面，从处于统治地位的统治阶层自我保存为目的而遗留下来的、以“官样文章”式的资料为核心内容的现有文献学中，自然也还无法提供足以自圆其说的基础资料，这种状况的存在是客观现实。

　　最近，罗威廉教授[5]及杰弗里·巴拉克劳格（Geoffrey Barraclough）教授[6]各自分别提出其广义的新社会史学理论，反思了中国学研究的动向，中国学在广义的社会史学术潮流中已具备国际规模。其中，不妨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所作的贡献试加定位，这种反省对于今后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无论是一味强调西欧中心论还是过度的民族主义均是不行的。今日的学术潮流着眼于对广义社会史基本事实的发掘，致力于对与长期持续波动相适应的内在成长变化及其原因的叙述分析。就这一点而言，以加藤繁、内藤虎次郎教授为先驱的日本的中国社会研究，起步比欧美及中国的研究领先了半个世纪。也就是说正因为日本学者把握了中国通史的各个时代，抓住了其中若干个主要的、内在原因导致剧变的划时代关键期，与此相呼应，就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复杂局面，从横向、纵向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几乎是平均密度的观察，才有可能对基本事实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