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此外，作为卡尔·魏特福格尔教授（K.A.Wittfogel）的及门弟子、社会人类学者的冀朝鼎教授，推广运用乃师的水利社会论对各省模式进行考察，在其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1935年）[23]一书中，即按中国古代各王朝的断代时期，分别注意考察各地区的水利投资的密度分布及其变迁，揭示以水利为媒介的资源利用向黄土高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拓展的过程，考虑到水利及水运提供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统合力，指出了其在经济地理领域内向核心地域转移的历史性变迁。另一方面．持中国为河川国家论的章生道教授，与冀教授迥然相异，从地理学的立场出发深入观察，提出了其关于定居史、城市化过程的论点，即根据地理学视野的通史观察，着眼于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向内地移民运动中显而易见的共同的定居模式，其显著特色是：具有始终如一的定居的低地趋向性情结，中国人历来是低地之民，而且是逐水而居之民，指出了中国人是河川国家之民的重要结论[24]。

　　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定居史上，其移民之际不仅经常充分利用四通八达的河川水系的功能，以提供交通的便利，而且河川水系由于自然的冲积作用而形成分流点，在河口部营造出肥沃的土壤，及与土壤有关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从而导致为人类的定居创造了条件。长期积累而产生的城市化则加速了社会统一的功能。l890年度，福建省的58个县中，有53个是海拔400米以下的低地(中国，特别是在中南部，多为400米以下的低地)，而且有近50个设在靠近河畔的位置。在1890年代，中国l8个省全部1276个县治中，有913个（占72％）分布在海拔400米12以下的低地。不仅县邑的名称大部分能证明其本身地处江畔的地理环境条件，而且其始终一贯的低地定位也被自古以来的历史所证实[25]。汉斯·比伦斯坦（Hans Bielenstein）教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罗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关于明清时代的福建、湖南、江苏等地的地域研究，也提出与开发交通道路等密切相关的主张[26]。章生道教授指出：应找出在历史变迁深层的、在文化生态与地文状况之中发挥其功能作用的制度体系的存在。

　　不妨把视野集中在唐宋变革期。首先注视一下宫崎市定教授的《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1943年）[27]，这是关于货币史及与此相关的物价史和工资史，还包括人口史与社会流动研究等方面内容的专著。推测其结构与动态的循环周期，还是有助于推测局部社会与社会总体整合水准相关的绝好对象。这一研究课题，涉及五代至宋初，即由区域割据引起的政治社会极端分裂恢复到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统治时期，注重于考察其回复到通货统一的动态。宋代具有雇佣兵性质的常备军的组成，成为颇有成效的保护民生的一项措施，因为这一募兵制度解放了劳动力，使之投入于生产活动中去，铜钱也成为最广泛的流通手段而日益取得重要的支配地位，其目的在于以地域为单位经营的资源开发及异地交易的振兴，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权铜钱（货币）的积蓄与军备的增强。这样，日益明显的资源的特产化及与此相配合自然而然应运而生的商业与贸易，只有在中央集权制度的规定下，才有希望实现有效的飞跃。北宋统一即缘此而实现，并为比通货统一更加强化的社会统一创造了条件。

　　据宫崎教授的深入观察，比宋政府以流通为媒介加快经济制度统一进程更近的事例是在清朝，以海内外产的贵金属黄金储备支配下的铜、银复式本位流通货币供给体制方面一举取得成功[28]。由此可见，似乎唐宋变革期则是这一清朝模式的货币流通体制在古代的原型期。在宋朝，由于以金属铜为主，以铁质币材为辅的货币统一体制的确立，期待流通的同质化相伴面行。因铜资源充裕，大部分的通货统一成为可能，宋代的信用制度也与货币流通相配合而大为发展。由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困扰宋政府的边境地区军需供应的特殊情况无法解决，又因国内的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不可避免地诱致海内外产的银质钱币储备的比重相对增加，预示着统一的货币政策有始无终的结局。在这种货币史上司空见惯的情况下，与所谓政治统一产生矛盾的地区间通货制度的差异，货币储备及其需求间的供需矛盾加大，这种现象的产生也就不难理解。这种状况与其差异的标识尚有特深入研究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