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另外，相对于这种独立的见解，1950年代以来的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中，也存在地域的、空间的差异，或存在诸如划分时期观点不同的现象。关于这类地域史研究正在改观的状况，日本学者正在努力赶时间集中精力关注这一领域研究的现状，这一点也必须加以指出。确实，可以说产业史和商业史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及其本身环境要素的复合研究，还有与社会金字塔形成层次的复合有密切关系领域的研究自然而然随之开始；与此相关连的市民、农民的群众运动和中间层次统治层权力控制的结构分析，以及社会制度研究范畴的土地占有制、财产制度、税收制度或技术史、定居史等方面的研究正在日益广泛地拓展。[15]

　　2．关于地域差异问题研究的认识

　　近年来对空间差异研究的关心与日俱增，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至于对此关心的动机究竟如何，则由于研究者所持的看法各不相同而很不一致。历史学家受过基本训练，擅长于搜集、占有史料并从中概括出颇具导向性的结论。当史家面临充满差异的详细事实时，就用其一流的概括法对付“挑战”，作出解释，决不至于有被“问题”史学看出其有失偏颇的倾向。于是历史学家特别关心表明时代性、时代风格之类的有关社会制度架构的内容。尤其是在这个采取单系直线进化论为出发点（立足点）的场合，惟一最被重视的未必是各地的微妙而细小的差异，而是有助于概括时代性和基本社会制度的那种内在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甚至会影响到全国规模的动态与发展变化的形势。反正一说到这个问题就是以宏观进化的动态为主，至于差异，则不如说是从属性的和无关紧要的。随着研究的进展，按不同时期、不同课题有效细化的专题研究完成得越来越多，观察与举证也更为精细，其细部差异呈比例地理所当然地显露出来。而历史学家对这种细部的复合与概括方面的构想间的某些空白，未必就积极地探索，并填补这种研究上的空白。但当研究的累积水平还达不到粗线条与细密大致平衡时，擅长于对事象一般化抽象且颇具洞察力的史家，就只有依赖“叙述史学”的手法，反而能通过客观描述达到对历史真相作适当解释的程度，这样的实例也屡见不鲜。

　　另一方而，从具备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经济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有关学科基础知识的研究者的眼光来看，确认事象的差异，承认若干参数间是有意复合的关系，考虑到其制度体系的系列功能，在注意相关变数方而，尽力找出其生成与变化的道理就很必要。由此而言，空间差异提出的挑战与其说来自这种研究基础，还不如说问题产生于其本身。上节讨论结构史论的发展史时，对事件史的动态及其结构的周期循环性制约作用曾有所涉及。虽然同样在说其内在发展动力，但其规点却未必是分阶段进化的，另外用全国线一水平的尺度来衡量也未必可行，宁可分为长、中、短期的时间尺度，根据整理有序的空间单位，以究其制度体系和相关变数，反复积累中等水准的样本，才能作出合理解释。

　　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前贤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对这一空间差异（地区差别）论题作出颇有启示意义概括的，反而是以历史学家为主的辛勤探索。恐怕以桑原骘藏教授的《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1925年）为最早[16]，随后的论著则可举出加藤繁教授的《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1944年）[17]、宫崎市定教授的《中国经济发展史概要》（1964年）[18]、冈崎文夫及池田静夫教授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1940年）[19]等。上述论著的内容和研究深度或有差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就人口史动态，尤其是向南推进型进而向内地移民区推进的历程，基本的技术变化（交通、农业、产业等方面）、资源利用的集约化倾向（劳动力、资本集约）、社会的商业化、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的流动与社会文化的渗透等方面，抓住了这些经济文化要素从华北向华中、华南，从内陆向沿海地区的生态利用空间作重点移动这一关键问题。以上论著也许未必拘泥于那一时期政治史的阶段进化的时代划分，按照生态空间划分作历史的叙述，即合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教授《地中海世界史》一书中提出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