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以这一眼光进行的研究，与近年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90]、理查德·维尔金森（Richard G.Wilkinson）[91]、伊斯特·波塞鲁普（Ester Boserup）[92]教授等新经济史学论者洞若观火的看法，颇多相符之处。而且当其持人口、资源、技术相关之说时，主要从技术要素（与农具、品种、肥料的改良相对应的定居方式）角度加以说明，天野教授等农史学家所持观点也作这样的解释。在这种诠释中，关于农业发展与产量增加的原因，在现有耕地的集约性生产扩大与由垦辟新耕地所导致的粗放型扩大生产两种模式间，可试加二者择一的选择。一旦投影这种阶段进化的构思，就可归结为从先进到中进再到后进的技术转移的惯性模式。但最近的学说则主张：与其认为人口增长是主导因素，还不如抓住因土地利用制度变迁而导致农业发展这一关键，似乎这样的观点比较流行。

　　当土地利用体制从粗放向集约转化时，劳动的习惯方式有所变化，劳动量及劳动时间急剧增加，而且集约经营体制必然导致季节性的不完全雇佣（即冬季失业）现象。与集约经营相适应的高密度的劳动人口的存在，是制度变革一般性的前提；此外，还有如私有权和土地占有制等外因性质的制度框架范畴的变化，而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所说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93]的递减似乎密切相关的、高度的城市化与移居城市潮，分工、通信、交通、教育、行政的进步等有助于劳动效率提高的要素发达完备。徽州和福建的开发，可以理解为大致沿着以上所说的模式进行，但关于两地区的土地占有制度，从长期看还处于若明若暗的程度，在全都没有经过显著的改良这一点上，无论是与什么样的特殊事情互相关连，仍必须研究情楚。

　　作为关于劳动习惯行为变化以前的中间阶段，伊斯特·波塞鲁普教授提出了关于非农职业的选择、移居城市的构想[94]，提供了关于贫困型的各商人集团向外界发展动向的启示。在那一时期，与商业、贸易、城市间的关系，在实质上高度集权的王朝体制的规定下，即使能求得某些有效率的改善，但其动向究竟是仍在强化集权制的统治机构；或是向相对延长其寿命的方向起作用，还是最终导致的结局是统治与社会的分权化？即如阿尔伯特·赫希曼教授（Albert Hirshman）所说[95]，毋宁说是二者并存的看法似乎更合乎情理。已如藤并宏[96]和罗威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大商人集团向中进、后进的移民区挺进，也如近代的殖民地理论所主张的那样，不是掌握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的基干部分，而是宁可限制其他客商的活动。又，大商人集团在其出没的地域，并不是完全掌握全部的流通商品及所有的流通机构．而是本帮商人擅长于当地产品的交易，并与外来的其他省的客帮商人擅长的本地商品的流通、金融组织或交通产业等与此分别形成互补，以共同活动而成为宗旨，从而创造出总体上的松散联合。这通常被认为是颇具中国固有特色的流通模式。

　　特别是控制盐交易的山陕、新安商人集团及控制票号的山陕商人，可以说是在与国家官员相勾结，得到政府的支持偏袒而获取垄断地位。[97]新安、福建、宁绍集团商帮，其商人不仅因经商而发迹，还把通过科举的途径出仕官界，也纳入其人才输出的移动战略，事实上也因在全国保持屈指可数的超群的科举成功率而足以自我夸耀[98]。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与行政官员勾结垄断商界是他们共有的志向。但他们经营项目仅限于上述几种，而且对市场的控制也决非波及全国范围，甚至在外地城市居留数代后，原籍的乡土情结淡薄而被当地的本帮商人同化[99]。藤井教授认为：作为客帮的外来商人集团给予其所到之处带来的商业冲击，对于当地现存社会制度的分崩离析、例行劳动常规的重新改组，均有较大的作用[100]。但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则有助于中进、后进地区的整合。作为其结果，将
产生新的地方主义。关于这种区域理论，罗威廉教授在其因汉口的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长江中游流域的社会经济整合的考察中有详尽的论述。[101]

　　1465年，因湖北省汉水下游的航路改变而产生了名曰汉口的小市，1497年升格为镇，此后被常设为镇。l9世纪初发展成为拥有100万人口、控制由两湖的全部、江西、河南、陕西的各一部组成的商业圈——“长江中游大地区”——的中枢首府；而且成长为集地区首府、大城市、地方城市三重商圈的交易功能于一体，各种功能兼而备之的商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