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经济发达地区与中等发达地区，其人地比例按时间系列的变化，与此相符若合。其移民的流向地为：（一）湖南、湖北、四川的一部及广西、云贵；（二）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汉水流域；（三）东北；（四）台湾。人口、资本、手工业产品、技术金融财产等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中等经济程度地区流动，相反，粮食、原材料等一次产品则从后者向前者作逆向流动。王教授的意图在于：以理解这种地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基础，探索谷价变动的差异，估算税收、税率、税负的变化。但尚须在技术、生产要素方面，加上地区价格差别，从考虑消费、需求的市场要素方面下功夫。还有关于新安商人、山陕商人势力范围的分布，前者在广大的地区中掌握着盐、铜钱、陶瓷、谷物、茶、铁、织物等行业的经营，后者则控制着盐、票庄业。关于这些现象，似均须详加解释。

　　如果把王教授之说概括为剩余流出型的地区开发论的话，与此相反的则是傅衣凌教授[86]提出的资源贫乏杠杆说，此说认为地区开发论是为求得山区与边境地区谋求经济改善的起因。早在宋代，商人辈出且其活动取得卓越成功的地区是在山陕、四川、新安、福建等地，这些地区有交通产业之便，又控制了某些特殊资源，具备接近大消费市场的地理条件，决非赖本身剩余资源而自立的封闭地方。傅教授提出的明清时代的江苏洞庭商人（太湖中的孤岛名曰洞庭山出身的商人，此岛宋代起以柑橘栽培著称，后以蚕桑为专营化特产）、山陕商人、福建商人、新安商人，及笔者在本书论及的在旧时代最后亮相的宁绍商人，基本状况亦与此类似。

　　据傅教授之说，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是山村经济发达的地区，虽然未必是自然资源丰裕的地方，但在接近市场、交通要道方面却占有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这一点十分引人注目。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移民，人口增长已接近临界点的水平，又因收获递减而处于生活水平低下的贫困状态，但却产生了穷则思变的推动力。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其说是纯农业，不如说是向商业化农业转化的特产专营化，而且首先将这一特色充分发挥，随后，就以积累起来的商业技术与财富为基础，利用外界的商业机遇，向低地移居，来往于城乡之间，控制城市商业和金融业，掌握谷物和盐等生活必需品的流通，在广阔的市场里确立其商业势力范围，且显示其不断扩展的强劲实力。宫崎市定教授、佐伯富教授和寺田隆信教授在关于山西商人及其盐业等的异地交易市场的详细论述中[87]，也有着同样的构思。

　　关于自宋至明清时代徽州的经济开发史，据叶显恩[88]、朱汉理[89]两位教授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其山村、边境型的商业性开发的轨迹日益明显。向徽州的移民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成为宗族约束强烈影响当地社会组织的起因。自然人口的增殖，加上唐宋时期规模日益增加的移民定居，已在12世纪之际面临严峻的人口压力，导致生活水平的低下，向外地再移民的倾向不断发展。与这种状况相呼应的是徽州人的适应性对策，即由五代之际开始的山村特有的向商业农业转化的特产专营化和农业集约化而导致的生产增加。水利投资则是后者的决定因素，而这一所谓“工学的适应”（容后详述），则进一步扩大了宗族组织的功能。

　　在徽州，把人才也作为特有的资源加以开发，这方面可举出科举及第者的人数取得超群的成果。但与国家的期望完全相反，逐渐增加的官户享有优免的特权，宗族势力赖以强盛，贫困化的一般族人则沦为隶属色彩较强的世仆。在这一土地占有制度下，世仆制宗族组织的形成便成为其必然结果。徽州固有的以商业作物为主的“农学的适应”，以及把耕地最大限度利用作为目标的“工学的适应”，全都在15世纪时达到饱和点。兼之这一时期的商业性农业因正税、杂税过重的征课负担，正谋求摆脱困境，打开出路的希望依稀可见。当时，正实行与边饷密切相关的开中法，存在着北部边境军政地带的需求市场。与其说徽州人因土地占有制度的改善而摆脱穷困，还不如说是其作为商业移民，向先进、中进、后进的低地频繁出人，把所得的财富送回乡里，依靠这种双向的流动，解决徽州原籍人地比例达到饱和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