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流通商品的规模与质量．也存在着广泛的空间差别。两宋分别以开封[73]、杭州为中心集散地的经济圈[74]已被确认；此外，诸如杭州、苏州等江南人口稠密地区与福建、徽州等腹地之间，不仅有奢侈品等贵重商品，而且还有体积大、重量重、单价低的粮食、嗜好品（烟、酒、茶）、木材、矿产品等农产品和原材料的经常固定的异地交易现象存在[75]。但在16世纪以降，正如藤井、西嶋教授等所揭示的那样，作为纤维商品的棉花、棉布及粮食等商品的异地交易，以更为集约的规模，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76]。

　　在长江下游地区，类似宋代的粮食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同时辐辏的状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以来自内陆和边境的粮食供给的固定经常化为前提条件，商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更加提高。因日常交换的普及，背书票据（支票）作为小额货币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及市镇的丛生，全为宋代以降出现的现象。但租税的货币支付方式，在广泛地域实施则是16世纪以后的事。明代海禁解除以前之际，开始将日本、新大陆产的银输人中国；清初的头一个世纪，日本、中国云商产的铜也供给中国，这一事件，也给清朝构建银、铜本位的货币制度及充分的货币储备带来较大的变化。近年来，明末、清代物价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参照这些研究[77]似可指出：白银、铜钱价格及谷物价格与谷物税率的变动之间有着颇有意义的关联；另外，按土地、人口比率分别测定各区域、地方的经济整合程度的疏密，与上述的空间差异程度也颇相关。由于这种货币供给的普及，市场要素的扩大也取得了明显的增长。

　　由此可见，关于宋代与16世纪以降异地商业的规模与性质有所悬殊已可判明，但是这种差异应归结为不同时代的质的变化还是空间的量的扩大？由于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尚难下结论，仍为难以判明有待探索的问题。例如宋代的异地交易，与其之前的时代相比，无论是城市化模式的框架、基本的商业组织、批发市场组织物资的流通方式，其差异远不止只是具备截然不同的规模与性质而已[78]。这一商业革命的质的飞跃是有充分证据可得到清楚证明的，仅其技术变化与连锁经营这方面就颇具特色[79]。另外，交通技术（尤其是内地水运与海运）得到明显改善，降低了交易费用，带来安全而且迅速的货运。在农业技术方面，占城稻的推广，一年二熟制的推行，水利排灌设施的建设．优良作物推广的各种相关技术，在宋代这一时点上划时代地完成了。另一方面，将l6世纪比照为同样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期，与宋代那种划时代的技术进步能否相匹敌，还有交通技术与动力源的改善，这些方面都必须加以证实才行。17、18世纪带来的新大陆作物，有助于粗放地再利用，至于其放大到什么程度，再就是由于占城稻和早稻的改良，导致相当长期的广泛领域的贡献应如何评估，这些似还全都难以断言。

　　藤井、西嶋教授对明代诸多纤维作物产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专业分工、特产化及与其相关的流通业研究，抓住了东南诸省的手工业品与内陆各省的农产品的交换这类双向对流问题；此外，还对从某种意义上设定可分为先进、一般、后进的各区域类型及其变化之中的商品流通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在宋代生产率持续不断提高，但主要谷物陷入因本地区过分集中的人口而消费不能自给的窘境．兼之商业与手工业的相对比重较高，须经常从湖广、江西、四川输入谷物。

　　长江下游流域地区也具备原棉、棉布的地域广阔的交易市场，原棉的一部分向华南输出，同时又从北方各省大量购进原棉。分化为各种规格和品名的长江下游地区产的棉布，与同样兴盛发达的绸布、生丝一起销往外地，开始是华北，然后遍及全国各地的市场。但入清之后，河南、湖广产的棉布产品，其生产规模扩大和品质改良均已完成，与长江下游地区产品作为同一品牌的商品，占领陕西、云南、贵州市场；湖广米也广泛拓展至江南和广南市场。即使是福建，也以苏、杭、潞州产的丝织品和景德镇产的瓷器冒称当地产品而批发贩运至外地。[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