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确实，产业的专业化与地域间的等级、价格差别产生的背景在于：内陆移民的时间和空间的广度，以及随之而起的技术转移，商业和贸易的兴盛与此密切相关。但是，按不同地方、不同时代区别资源的开发与市场要素的改善，及与之伴随而来的经济集约动向的步调却有快慢的不同；另外，在某地产生的变化，在别的地方却不能产生，这类事情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原因又何在?关于这些问题，时至今日，仍无法给予适当合理的解释。如果假定为注重技术要素，把较高的生产力及丰富的剩余产品作为其决定性因素的话，无论是确立先进、后进地区这样的二分法，还是树立先进、中间、后进，或按谷物供给分为剩余、自给、非自给的三分法，结果都是把差别归结为时空直线发展上的滞后问题。在1368—1953年这一时期，何炳棣教授选择精确度较高年度（1393、1820、1953年等）的人口、耕地统计数据作为依据，细心比较制度方面的有质量的史料，进行了历史的复原[84]。他就宋以后一千年期间全国的人口增长动态，及与此相关的技术要素、内陆移民三者之间的关联，有如下的见解。

　　首先，在技术的层面上，宋代约在11世纪之际引入以占城稻为主的早生耐旱品种，比西欧早几个世纪启动了“农业革命”。集约化方式经营的安全灌溉的稻作农业导致高人口抚养能力的出现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使得以前人口稀疏的空地广袤的东南地域的大部分地区，在宋代一举成为在全国也是稠密人口分布的地带。人口增长的步伐在元代受到暂时的阻滞；到了明初，由于生产基础的恢复及向南京、北京周边地区移民而人口再度恢复增长。在明代中、后期，据用有质量的资料弥补不完备的统计数据进行考察，似可推定：人口规模与耕地供给一直呈渐增趋势。长江下游地区，浙北、安徽南部与福建已产生人口过剩现象。尽管手工业和商业的比重增大，但总体上的人口渐增仍有其理由，这是因为：灌溉稻作农业更加得以普及，推广至内陆的空白地区，而这种空白地区在湖南、湖北、淮河流域、华北的一部分、广南、云南都有残留，均可吸收移民定居。以上是何炳棣教授的看法。

　　由于灌溉稻作农业的扩大而导致的人口增殖，约在1830年前后达到饱和点；因17、18世纪引进新大陆作物，导致以汉水上游流域、四川、陕西、广西、云南地区为主的山地耕地面积的拓展，却同时带来短期内因土壤侵蚀与耕地流失而产生收获递减达到饱和状态的弊病，但新大陆作物也促使耕地面积扩大和人口压力缓和。与西欧社会依赖产业革命的来临、终结长期缺乏粮食状况、一劳永逸解决粮食问题的模式相比，中国宋代农业革命提供的经验却是运用人力和技术占尽空地开垦荒地的方式。经过几个世纪，在17、18世纪出现人口爆炸，耕地扩展和技术更新停滞不前，无能为力；相反，粮食不足与人口过剩状况却加速发展，日趋严峻。

　　何教授的所论，主要是从历史主义的层面考察。此外，其观察空间则为宏观模式，有将其变化的起因仅归结于技术因素的倾向；而如本书前注[31]—[36]所引近年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那样，现今考察的精确度已有较大改善。对以档案为主的各种资料的挖掘显示，人口、土地、技术是导致变化的因素，关于这些重要变数的变迁，上述研究进行了计量上的详密推测，成为精细化考察的起点。王业键教授[85]考察清代的经济空间，区分其为三种类型：即农业资源得到很好开发，人地比例高，手工业（后来发展为近代工业的一部分）发达的先进区域；人地比例相对较高，一次产业中等发达程度的一般区域；相对而言较低的人地比例，纯牧歌式草原经济的后进区域。先进区域为包括直隶（译者按：其地约略相当于今之河北省）、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东部人口稠密地域；中等水平区域则为包括东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台湾等地的中、西部与缘边地域；后进区域则相当于内、外蒙古（译者按：即今蒙古国）及新疆、西藏、青海等极西、极北的边境地域（与此不同还有按谷物流通状况区分的观点，即认为：自给区域是云南、贵州，不足地区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剩余地区为安徽、河南、江西、湖南、广西、四川）。